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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爱国主义的三个特点

[作者:郑大华]  [来源:光明日报]  [2012/2/13]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晚清时期,有见识的或进步的思想家,也都是爱国者,从林则徐、魏源到洪秀全、洪仁玕,从冯桂芬、左宗棠到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爱国思想是他们整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晚清爱国主义的主力军,正是他们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爱国运动,以及在反对侵略战争的战场上的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才阻止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纵观晚清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以甲午战争为界,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爱国主义思想的载体主要是经世思想家、太平天国领导人、洋务派中不当权的知识分子和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维新派,就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或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只有极少数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主要体现是反对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如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战争,反洋教运动,应对边疆危机等)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一时期,爱国主义思想的载体主要是维新思想家(或改良思想家)和革命思想家,就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除了前一时期的内容外,还表现为爱国与变法维新、立宪改革、反清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结合,表现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思潮以及倡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运动的兴起,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这时也有了新的认识,梁启超提出了“民族帝国主义”的概念,章太炎提出了联合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帝的思想。概而言之,晚清的爱国主义有以下三个特点。 

反对外国侵略与学习外国长处相结合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者是魏源。在魏源的思想中,所谓“师夷”,也就是向西方学习;但并非学习西方的一切,只是要学习西方的“长技”,也就是比中国先进的技术;而“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魏源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爱国思想家所继承,只是随着对中西文化之间优劣差异认识的一步步深化,“夷之长技”的内容也有所不同而已。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与两种错误的思想区别了开来。一是只讲“制夷”而反对“师夷”的盲目排外主义。晚清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股强大的顽固守旧势力,这些人表面看来非常爱国,与外国列强势不两立,但他们“制夷”的武器,不过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因此,他们对任何外来事物都持排斥和鄙视的态度,反对一切向外国学习的行为,甚至攻击主张“师夷”的人是“以夷变夏”的“士林败类”。对于这种只讲“制夷”而反对“师夷”的盲目排外主义,一些进步思想家给予了严正批判。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便批判这种观点是“迂阔之论”。梁启超称这种观点是“不健全之爱国论”,并一针见血地提出:“欲闭关自守以冀绝外患者,中国人至愚极陋之言也。”(《梁启超选集》第66页)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嘲讽这种“以恶其人,而废其学”的盲目排外主义,就如同见仇人持刀就告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人积粮就严禁家人种田一样的荒谬可笑。二是虽讲“师夷”,但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的盲目崇外主义。与盲目排外主义相反,晚清尤其是清末出现了一股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的盲目崇外主义思潮。此种思潮认为,中国一切都比西方落后,一切都不如人,因此,西化或全盘西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对于这种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的盲目崇外主义,大多数思想家是不赞成的。梁启超就明确表示,他既反对视欧人为“蛇蝎”的排外主义,也不赞成视欧人为“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的崇外主义。在他看来,外国的确有许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也有好多不能学习、不值得学习和无法学习的东西,因此,我们学习要有所选择,不能不加分别地把外国的东西都学过来,尤其不能有一种崇拜外国的奴隶性,如果“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6,第3页)。和梁启超一样,孙中山也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和盲目的崇外主义。他后来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对这两种主义都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都不是对待外来文化应有的态度。 

爱国与改革(或改良)和革命相结合

晚清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改革(或改良)和革命接踵发生,尽管因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不同的改革(或改良)和革命,其内容不同,程度不一,性质也有差异,但它们都与爱国结合在一起,救亡图存是推动这些改革(或改良)和革命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比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是推动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动力,而维新变法运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要救亡图存。梁启超就指出:“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戊戌变法》(一),第293页)正是由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要救亡图存,维新思想家们在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时,救亡图存就成为其主要的内容之一。再如,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所以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一个重要理由,是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打击之后,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因此,要救国,就非革清王朝的命不可。陈天华在《警世钟》和《猛回头》中揭露了清政府的种种卖国罪行后愤怒指出:“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因此,“我们要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1904年1月,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书》中阐述革命的理由时也明确写道:“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这是革命党人的基本共识。又如,20世纪初立宪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族危机的刺激,无疑是一重要原因。1904年孙宝琦上书政务处,要求仿效日本及英德之制,实行立宪,他提出的理由之一是:“自俄国开战后(指日俄战争——引者),各国倡言瓜分之议,事机日紧,……诚恐日俄战罢,各国对待吾华,有进无退。”因此,只有“趁此俄日构兵,各国待时之际,颁行新政,振奋自强”,才有免除瓜分的可能。1910年7月,第二次日俄协约签订,双方共同瓜分东北。8月,日本通过所谓《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朝鲜是中国近邻,又长期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唇亡齿寒,朝鲜的亡国不能不使中国人产生一种亡国灭种即将来临的危机感。日本吞并朝鲜不久,梁启超写下《日本并吞朝鲜记》一文,指出日本“挟此优胜之技以心营目者,岂直一朝鲜而已,是故吾睹朝鲜之亡,乃不寒而栗也”。其忧惧中国亡国灭种之炽热情感溢于言表。这种忧俱中国亡国灭种的炽热情感,是推动立宪派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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