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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清代的农业经济

[作者:方行]  [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2012/2/13]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余粮率的思路,来考察一下清代的情况。

先从南方的粮产区说起。在湖南,洞庭湖区发展了双季稻。同治间,黄彭年说,“湖田之稻,一岁再种。一熟则湖南足,再熟则湖南有余粟”(《陶楼文钞》卷二)。湖南省丘陵与山地占全省面积的80%以上,平原不到20%,湖田地区更不到5%。洞庭湖区的余粮率虽难以算出,很高却是可以肯定的。

在四川,该省道光间蓬溪县县令奚大壮说,“蜀中为产稻之区,一岁所出之谷,足备数岁之用”(光绪《应城县志》卷二)。按常理,三年以上才可称“数岁”。该省温江县是,“邑岁产米,可食三年”(民国《温江县志》卷三)。而新宁县更是,“收稻最富,一岁所入,计口足供十年”(道光《新宁县志》卷四)。

在台湾地区,雍正间,闽浙总督高其倬说,台湾产粮,“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七辑)。其鹿港是,“近山沃衍宜稻,一年耕有五年之食”(陈盛韶:《问俗录》)。蓝鼎元甚至说,台湾地区是“耕一余七”(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四)。

在一些非著名粮产区,也有一些有高余粮率的县,如安徽省,康熙间,有人说,“六皖瘠地也”,怀宁县“地之所产,人倚为命,止一谷而已”。“苟大有秋,本地谷可支本地三年”(康熙《怀宁县志》卷三一)。其来安县,乾隆间,韩梦固说,这里的“圩田宜稻,所获视他田三倍,其值亦倍于他田。故谚曰,‘圩田收,食三秋’,其地利然也”(《清经世文编》卷一一六)。其阜阳县,道光间,周天爵说,该县“沃壤广轮数十百里,一年之收,可备数年之食”(《道光阜阳县志序》)。

就是一些贫瘠山区,有些县与乡的余粮率也颇可观。浙江江山县,地属山区,但其“产米之乡,一秋之熟,可支数年”(同治《江山县志》卷一一)。江西井岗山地区的泰和县,“瘠地也,然山林原隰,树各有宜”,“大约半年之谷,可支一年之食”(同治《泰和县志》卷六)。

在北方,河南省的粮产区,“原隰平衍,膏腴千里,岁果有秋,粟支十年”(同治《汉川县志》卷二十,嘉庆间记事)。其山区的嵩县,“大抵嵩野中熟,产粟可供食年余”(乾隆《嵩县志》卷一五)。丰收年余粮会更多一些。

陕西汉中地区,嘉庆间,“南来之民,耕于汉者,一岁之收,可支数载”(嘉庆《汉阴厅志》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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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记载看,许多地方的余粮率是很高的。并且不只是一家一户的农户,而是大面积的粮食产地。与李悝所述相比,并非无法想像。

上面引述的事例,大都是一些高产田地。实际上,清代粮食生产的发展,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都是由时间上的上升运动与空间上的扩散运动交织而成的。清代谷地粮食亩产的高产纪录,与前代相比,也有提高,只是已发展地区提高幅度小一些,发展中地区提高的幅度大一些。清代粮食生产最突出的成就却是地区扩散,即平均亩产在全国广大地区的普遍提高。这主要由于:(1)多熟复种制度的推广,各地复种指数提高。(2)水稻、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各地粮食作物结构得到调整。(3)品种改良、栽培管理、肥料积制与施用等精耕细作先进经验,由官府或民间推动,特别是移民的传播,在各地得到广泛交流。(4)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改造低产田、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等农民长期劳动积累的作用,在各地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上述诸因素的作用,不论余粮区,还是缺粮区,粮食亩产均有大面积的提高。如陕西汉中地区,由于兴修水利,推广了一年二熟制,嘉庆间,“水田夏秋两收,秋收稻谷,中岁乡斗常三石(京斗六石)。夏收麦,城(固)洋(县)浇冬水之麦,亩一石二三斗。他无冬水者,乡斗六、七斗为常。旱地以麦为正庄稼,麦后种豆种粟种高粱糁子。上地曰金地银地,岁收麦一石二三斗,秋收杂粮七、八斗,兴安汉阴亦然”(《三省边防备览》卷八)。由于粮食产量提高,有大量余粮外销。“郡城富商大贾”贩粮,“岁下襄阳,其利数信”(嘉庆《安康县志》卷十)。

江南地区是著名的缺粮区,由于推广一年两熟与精耕细作,清初,张履祥说,“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补农书》)。嘉庆间,陈斌说,“苏湖之民,善为水田,春种豆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清经世文编》卷三八)。包世臣说,“苏民精于农事,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安吴四种》卷二六)。道光间,何石安说,“吴中上田亩米三石,春花石半,大约三石为常”(《重刊蚕桑图说合编序》)。姜皋说,松江一带,“产米二石余之田,可收麦一石余”(《浦泖农咨》)。上田丰收年可收稻谷和麦七八石,大面积的一般田地常年产量三石米左右,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当地民谚说,“春花熟,半年足”。当地农民还可“以小熟,种大熟”。这种农业生产成就,唐宋是比不上的,遑论秦汉。

清代前期的粮食生产,养活了四亿人口,同时,非农业人口增加,城市和市镇经济发展,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尽管有许多缺粮地区,除了由于土地过于贫瘠之外,大多是由于人口密度过大,工商业发展,或经济作物发展。整个粮价只是持续缓慢上升,道光间还出现二十多年粮价下跌。这都说明,清代前期的粮食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大体平衡的,或者说是偏紧的总量平衡。如果没有粮食平均产量的普遍提高,与出现一批粮食高产地区,这是难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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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间,唐甄说,“四海之内,日益穷困”。“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乐”(〈潜书·存言〉)。这段话常被人引来论证清代经济的停滞与不景气。实际上,这是康熙朝一个短时间内,因市场缺银,不是物资供给不足,特别不是由于缺粮,唐甄的话本身就说明这一点。因而引发市场萧条。被日本学者称为“康熙萧条”〔2〕)。吴承明教授亦有文论述〔3〕。不久,特别是到雍正间,情况即完全变化。所谓“民穷财尽”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二、从农民耕地规模看农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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