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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清代的农业经济

[作者:方行]  [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2012/2/13]
在湖北,汉川县是“地狭土瘠,八口之家,所耕不过三二十亩。天灾水旱,犹不至如豫者之困,则樽节未忘,而盖藏有恃耳”(同治《汉川县志》卷二十)。这是种田七八亩至十七、八亩,即可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在四川安县,“同治光绪年间,农业最发达,虽佃耕之家,种田二三十亩,或十余亩,皆足以赡家门,而自业自耕者可知”(民国《安县志》卷五十六)。佃农养活一家只要种田十余亩至二三十亩,自耕农要更少得多。

在广东番禺县,“八口之家,耕腴田者须及十亩,方克赡族。硗田则不足矣”(宣统《番禹县志》卷一二)。这可能是亩产量高,又有多熟制收入的关系。

在北方各省,由于自然条件差别大,养活一个五口之家的耕地规模差别也大。在陕西鄠县,康熙间,有井灌和两收之利的田地,农民“十口之家,能灌田三亩,得谷十余石,合以夏获之留余,便可终岁无饥”(雍正《陕西通志》卷九三)。这是只要少量田地即可解决一家日粮。

至于满足全家生产和生活的全部需要,在河南河内县是,“家有百亩,计亩所出,百指之需,足以有余”(道光《河内县志》卷十二)。这是一个五口之家,如果只求温饱,不求富裕,不要五十亩地,即可做到。河北望都县是,“均匀计之”,“须六亩可养一人”。“非有六亩之田,不足供一人之用“(光绪《望都县乡土图志》)。这足三十亩地可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以上说的都是专种粮食的农民,农民如果种植经济作物,或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养活一家的土地需要量更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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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湖南桂阳县,地属山区,这里上等田亩产谷四石,人有一亩,“八口之家得三十二石,易钱五六十千”,加上”桑麦鱼莱诸物之利”(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五),便可过活。

例二,在江南地区,“民力田,佃十五亩以上者称上农,家饶给矣。次仅五六亩,或三数亩,佐以杂作,非凶岁亦可无饥。何者?男子力耕于外,妇人蚕织于内,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一人也”(薛福保文,《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一)。

例三,在陕西三原县,“县北二峪左右,水泉滋润,种植蔬果,其利较厚。然中人之家,不能逾十亩,勤力作,犹未为累。一遇旱虐,维正难供”(光绪《三原县志》卷四引康熙县志)。

例四,在河北南宫县,明代已是,“万历邢志云,谷足食,秸足刍。木棉梨枣之饶,估客转贩,岁入不资。十亩之田,一夫力作,可赡足岁”(道光《南宫县志》卷六)。

如上所述,江南种桑养蚕、纺棉织布的农民,养活一家有五六亩田,甚至三数亩田即可。湖南山区,种桑种菜农民,则只要四五亩地。在陕西河北,种蔬果木棉的农民,也只要田地十亩。许多记载,特别是民国间的调查说明,大量农民的耕地,无论在南方和北方,都没有达到他们力能耕种的规模,除了确有一部分贫困农民之外,主要就是由于有了多种经营的收入。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封建社会人口的增加,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但耕地面积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虽可以改良,却不能创造,难以有相应的增加。按人口平均的耕地面积,也会出现缩小的趋势。但是,清代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是否已经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出现了所谓“人口爆炸”了呢?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应当看到,随着城市和市镇经济以及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增加,平均每个农户耕地下降的程度,并不如平均每人耕地下降程度那么大。江苏浙江两省,是人口密度最大,耕地最紧张的地区,就是到1946年统计,平均每个农户还能有耕地16.9亩和13.2亩,仍大大超过在集约耕作方式下每个农户力能耕种的规模。

同时,由于多熟复种制度的推广,复种指数提高,播种面积,实际上超过了耕地面积,这就会大大缓和人口与耕地的矛盾。从整个清代来说,当时的耕地面积与种植面积,与传统农业的需要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并不如人们所宣扬的那么大。直到近代还是如此。对此,吴承明教授在〈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5〕一文中,曾有论述,可资参阅。否则,何以解释基本上仍是传统农业的中国今天: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清代农民耕地规模的减少,我是将它作为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种反映。但一时难以作出与明代,以至唐宋的比较,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可以肯定,秦国和汉代以67市亩耕地,只养活五口人,是农业生产力低下的一种反映,是不值得称道的。

三、从农民收入看农业经济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据李悝的估计,当时农民为应酬广泛的社交活动,要支出900钱,占其全年收入的1/15。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后代难以比拟,以致使一些历史学家把秦汉视为商业资本主义。这两段文字紧密相连,如果揣测不错,作者是认为农民的商品交换活动,支持了当时繁荣的商品经济。西汉初年,确有一段时间商品经济繁荣。这主要是当时的豪强大贾,乘西汉政权崇黄老之术,少干预经济生活的机遇,利用“放流人民”、“亡命者”“奸猾”、“僮”以及“役贫”等廉价劳动力,进行大规模冶铁、铸钱、煮盐和农牧业生产,以致可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这当然不是说农民的商品交换活动,对当时的商品经济繁荣不起作用,但不可否认,在当时商品生产与交换中起主导作用的却是豪强与富商大贾。

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是清代经济超越前代的又一重大成就。首先是棉、丝、烟、茶、蔗、果、油料等农产品的商品生产有很大发展。其发展水平,因限于资料不足,难以量化。不过当时人对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作过一些估计。康熙间,靳辅说,“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或其间有种棉花、蔬果、菱荷、药饵之类,以其非系五谷,姑再除四分之一,计地九十万顷外,有田二百七万顷”(《清经世文编》卷二六)。他这是就,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约占全部耕地的25%左右。对当时第一大经济作物的棉花,嘉庆间,吴熊光说,“自木棉之利兴,田亩已去十之二三。然衣食并重,势难偏废”(《伊江笔录》上编)。这是说,棉花种植面积,约占全部耕地的20-30%。烟草,是当时第二大经济作物,同治间,李榕说,“种烟之害,及于稼穑,不过十分之一二,民间之食,不尽出此”(《十三峰书屋全集》卷三)。这大约是说,烟草种植面积不过是粮食种植面积的10—20%。他们的这些估计,只是平日所见所闻的一种概括,并无统计根据,当然很不准确的,实际上是偏高的。但也说明经济作物确有很大发展,足以引起当政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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