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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清代的农业经济

[作者:方行]  [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2012/2/13]
其次,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一个与农民经济相结合,向农村扩散的趋向。棉纺织、丝织、造纸、榨糖、编织等农民家庭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也有很大发展。这都使农民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供应者。

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益。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要占用粮田,因此文献记载中大都参照种粮来计算收益。如棉花,江南棉区是,“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安吴四种》卷二六)。河南棉区是,“收花之利,倍于二麦”(乾隆《巩县志》卷七)。河北棉区是,种棉“岁无大水,其利倍入”(康熙《河间府志》卷四)。山东棉区是,“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康熙《兖州府志》卷五)。四川棉区是,“民相习植棉,其利倍谷”(光绪《潼州府志》卷九引道光《蓬溪县志》)。这都是说,种棉一般比种粮多一倍左右的收益。

蚕桑的经济收益较高。明万历间,桐乡县知县胡舜允说,“地收桑豆,每四倍于田”(嘉庆《桐乡县志》卷四)。清初,海宁陈确说,“今中田一亩,岁出米麦豆三石以上,腴田出四五石以上,是一夫之食也。若夫桑麻瓜果之田,岁出一二十金以上,是数口之食也”(《陈确集》第336页)。张履祥也说,种桑,“地得叶,盛者一亩养蚕十数筐,最下二三筐,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矣。米甚贵,丝甚贱,尚还与田相准”(《补农书》下)。乾隆间,乌程县施国祁说,“蚕桑利三倍”(同治《南浔镇志》卷一)。蚕桑收益,因年岁丰歉不同,差距颇大,与种稻相比较,一般有三四倍的收益,是大致可信的。

种植烟草的收入也高。方苞说,种烟之种,“视百疏则倍之,视五谷则三之”(《方望溪文集》集外文卷一)。在福建,“种禾只收三倍利,种烟偏赢十倍租”(张凤翔:《种烟行》,康熙间在福建作。《国朝全蜀诗钞》卷八)。在四川,种烟,“大约终岁获利,过稻麦三倍”(彭遵泗:《蜀中烟说》)。在甘肃,“居民业此利三倍,耕烟绝胜耕田夫”(舒位:《兰州水烟篇》)。这是种烟比种稻约有三倍左右的收益。

种植蓝靛收益也大。乾降间,浙江海盐县,农民种靛,“获其价值,数倍于谷麦”(乾隆《海盐县续图经》卷一)。后来种者日多,收益有所下降。嘉庆间,贵州黄平州是,“靛之为利,较之种杂粮者,不啻倍之”(嘉庆《黄平州志》卷四)。道光间,四川仁寿县,种靛“其利倍于种谷”(道光《仁寿县新志》卷二)。同治间,江西乐平县,“种菜种靛,出息更倍”(同治《乐平县志》卷一)。湖北来凤县,“种此者,利倍于农”(同治《来凤县志》卷二九)。收益下降之后,也还有一倍之利。

茶、果、木等产品,在山区、丘陵间种植,大都不占用耕地,文献记载中一般不与种粮食作比较,只是说“利亦巨”,“利甚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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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手工业生产收益更为可观。如以棉纺织为例,在江南地区,康熙间有人说,“贫民业在纺织者,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康熙《紫隄村志》卷首。)。乾隆间,有人说,“一手所制,若布、若带、若巾帨,易粟足活三口,三手事事,则八口无虞”(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一引乾隆州志)。还有人说,“一人一日之功,其能者可食三人,次亦可食二人”(《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辑,江苏巡抚庄有恭奏)。

下面补充点具体事例。

例一。种棉。河北省,“直属地亩,惟有井为园地。园地土性惟宜二麦棉花。以中岁计之,每亩可收麦三斗,收后尚可接种秋禾。棉花每亩可收七八十斤,其余不过种植高粱黍豆等项,中岁每亩不过收五六斗。计所获利息,井地之与旱地,实有三四倍之殊”(乾隆《无极县志》卷之末)。这是井浇地种棉种杂粮两熟,比一般旱地多三四倍收益。

例二,种烟。江西安远县,“如田一百把,除牛税谷种及所赚之外,纳租十二桶。种烟,每百把可栽一千本,摘晒可三百斤。价钱每百斤四千文,价贵六千文不等。新稻出,每桶三四百文不等,将烟一百斤以还租,仍获二百斤之利”(乾隆《安远县志》物产志)。按地租为秋粮收获量的一半计。田一百把交租后,剩下粮食十二桶,值三千六百文至四千八百文。产烟交租后,余烟二百斤,值八千文至一万二千文。这是种烟所得为种稻所得的二倍多。自耕农不用交租,则其种烟所得,约为佃农纳租后种稻所得的三倍多。

例三,种蓝靛。河南嵩县,旱田“如麦后八分种粟,二分莳蓝。以十亩计,可获粟二十四石。收蓝易价后种蔬,二亩所出,亦可获缗钱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乾隆《嵩县志》卷十五)。因不知粮价,难以具体折算。但从“利反倍多”一语,可知种蓝比种粟至少有一倍以上之利。

例四,棉纺织。山西寿阳县,“布一匹,旧长三丈六尺,今长三丈四尺。健妇一岁得布五十匹。一布余钱可得百五十,计五十匹得钱七千五百余钱,得五十二三丈余布”。布“出本邑者,农人所需较东布(河北产的布,俗称东布——引者)为多。余布鬻于北路,每尺钱二十上下”(《马首农言》)。此段文字,不易读懂,不敢妄解。张履祥说,家有织妇,“织与不织,总要吃饭。不计工食,自然有赢”。一年织布五十匹,总是一个不小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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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手工业商品生产,可以增加收入,以改善生产条件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这就会导致家庭货币开支的增加。乾隆间,河南嵩县知县康基渊说,“考三代时,民有常业,其粟米布帛鱼肉疏莱,莫非力自致,用钱极少。至李悝平粜法,计民一岁用钱只一千以上,已为多矣。三代尚不及此。今则百货轻重之值皆以钱定。嵩人率耕读两途。士享其租所入,农食其田所出,无他生业也。然以输贡献则需钱,以供宾客修六礼则需钱,一切日用蔬菜柴盐之属,岁需钱十之五六”(乾隆《嵩县志》卷一五)。所以他要求农民既要“务本”,生产“谷米布棉”;又要种植经济作物,以“兼权钱币”。“岁需钱十之五六”颇费解。或可理解为家庭开支中用货币的支出占50—60%,其余部分可以用实物支出。就是撇开这一句不论,从上下文看,清代农民用钱较李悝时农民为多的意思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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