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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学科研究与中国思想史

[作者:李焯然]  [2012/2/13]
关于思想史 

“思想史”的观念来自西方,而且西方对思想史的研究和界定有过激烈的争论和发展的脉络。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并不是与西方同步的,甚至与西方所谓“思想史”的研究脱节。这自然会影响“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发展。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难免要面对思想史在西方兴起时所经历的同样思考:如何对思想史界定?思想史与其他学科如何划分?1968年,日本著名汉学家赤冢忠、金谷治、福永光司、山井涌等合著《中国思想史》。1981年,张昭在该书的译本“序”中比较了中国与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认为中国对本国思想史的研究比日本起步晚,并受到日本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他举出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出版)和谢无量《中国哲学史》(1916年出版)作为中国对本国思想史研究的最早成果,认为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序》中所说“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标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具有与日本草创期共通的意识。①张氏指出,在此之后,学人对传统思想的反省加深,从本国思想中寻求新的哲学根据之意识加强,遂产生: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以中国思想与世界思想的融合为最后目标,说明中国思想史的展开方法、哲学评价的基准、考证与史料的批判处理等,初次在中国建立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又,他对各思想的解说与批评也非常新。他的《先秦名学史》,从容易被忽略的逻辑思考方面论述中国古代思想之展开,显示新的见解。接着出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0)、《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等,乃是系统地整理思想展开之著作。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4),则是显示这种研究本国思想的新顶点。②

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张昭对“思想史”的界定颇为模糊,以致哲学史、政治思想史、学术史等均混为一谈,无法分清学科之间的特色。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译者,因为该书本身对思想史的定义就没有交代清楚。金谷治在该书第一章“总论”的开首“何谓思想史?”一节是这样解释的: 

此处首拟叙述的所谓中国思想史,顾名思义, 乃是中国思想的历史。中国一概念虽不成问题, 但首先仍需解明我们今后当作对象的所谓思想是 什么?又思想的历史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因此,先看看何谓思想?这可认为包括从人类精神的自觉作用所生的一总事物。在此意义下,文学作品与艺术作品本身也可说是思想。但是,通常当我们与文学、艺术区分而说思想时,认为文学与艺术表现思想,而思想则从基底支柱文学与艺术之内容。所谓思想,乃是指类此一般化的基础性的东西。当然,精神的作用还是深化。譬如,有像冲动一样触发的或无意识的作用,有时这些作用也达成很大的文化使命,但这些作用本身不是思想。我认为,重新自觉地拿来加以反省所产生的东西,才称得上思想之名。①

金谷治认为,“中国思想史”就是思想的“历史”,而“思想”则是“人类精神的自觉作用所生的一总事物”,对“思想史”的范围没有直接的表明。稍后,他进一步地说: 

但同是思想,即有充满独断的谬误者,也有客 观合理可得万人承认而具备道理者。一切都是思 想,当然思想有价值的高下;又思想影响力之大、 之深,也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在思想之中,有关原 理问题之思想,具备逻辑的一致性者,若称为体系 的哲学思想的话,则该哲学思想才可说达到思想 的顶点。但虽说是顶点,只要是追求原理,则仍然 具有从基底支柱诸文化事象的性格。思想也者即 是之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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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有体系的哲学思想才是最好的思想,这样,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分别就更加含糊不清。所以,当他列举日本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时,就包括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狩野直熹《中国哲学史》等书。③ 

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思想史 

一般谈到中国本身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都会举出20世纪50年代侯外庐编写的巨著《中国思想通史》。但《中国思想通史》并没有清楚的表明立场,对中国思想史的范围和界定也没有深入探讨。在不到两千字的“序”中,编者开宗明义地交代了该书的内容和特点:

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 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 显得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显得比较复杂。因此,我们的研究只是初步尝试的性质,虽然曾用了些功夫,但不敢说对中华民族丰富的遗产做出了科学的总结。④

侯外庐的“序”说他们的中国思想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但他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的综合是不是“思想史”的总体? 

张岂之在总结过去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时,特别推崇《中国思想通史》的学术价值与成就。他说:“《中国思想通史》是五十年来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通史。作者们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熔为一炉,本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精神,对中国思想的内容、演进、特色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又说:“关于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作为学人的参考。当前有的学人认为,关于社会史的研究最好不要局限于一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应当扩大到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如社会宗教、民风、民俗、社会信仰等。”⑤张氏没有阐明什么是“思想史”和思想史的范围,所以文章后面部分,他主要检讨过去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宗教思想几方面的研究成果。反而是在文后的“结束语”中提到了思想史研究的三点意见:第一,思想史与学术史研究的结合;第二,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第三,思想史研究与多学科结合。⑥似乎思想史不可能是独立的学科,必须与其他学科结合,才能够有更宽阔的空间与发展的领域。然则,思想史本身是否有一定的局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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