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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间谍王》等著作谈起美国史学家魏斐德史学观

[作者:梁禾]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2/3/6]
编者按:

本文作者梁禾为美国著名中国史学家魏斐德的夫人。她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后赴美留学,获意大利文学博士。梁禾不仅是魏斐德生活上的伴侣同时也是他的学术伴侣。在魏斐德身后,她主持出版的一系列魏斐德著作中文本,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了解魏斐德学术文化视角和中国情怀的清晰画卷,成为近年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刚过去的辛亥革命100周年里,台湾当局终于解密了原军统局和戴笠的档案。长达半个多世纪来,围绕着这位民国政治铁腕人物及其领导下特工机构军统局的各种推测,终将得以澄清证实。台湾有关人士报道:据档案材料看,迄今为止世界上撰写戴笠的大量篇章中,仅魏斐德的《间谍王》属严谨学术研究。随着这些报道,我似乎听到斐德从天堂传来的笑声--那洪亮开怀,具有感染力的笑声。作为史学家,斐德最大的喜悦,莫过于被史料和档案证实了自己的研究和推论,尤其当他不得不在史料无法完整获得的情况下,凭自己的史感和一位精湛工匠的技艺来重现往昔的时光,最终被证实的事实,总让他开怀欣喜。



《间谍王》后,斐德一边教学一边立刻着手写他的上海三部曲之三:《红星照耀上海城》,该著作解析了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上海城及巩固其政权的过程。斐德临终前完成了这部著作。2011年,在人民出版社编辑林敏女士的协助下,我完成了该著作的中文版编译。著名社会学家爱森斯达特(Shmuel Ei senstardt,1923-2010)先生这么评论《红星》: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任何一部关于任何一个都市历史的研究,具有该著作对一个城市政权的分析和广阔历史视野的如此相结合。

斐德对现代中国的关注,源于他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首次访华。那年当他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穿行在路灯下昏暗的街区里,面对没有色调的人流和以社会主义公共住房为主的灰沉市景中,他则预见到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共产党振兴中国的前景。那时中文学习和中国研究在西方还处于极边缘状,但斐德则开始把历史视野从明清史转向中国现代史。

斐德毕生从事宏大叙事,他的历史关注,无论是《中华帝制的衰落》或《洪业》还是《历史与意志》或《间谍王》等,都始终围绕着剖析政权的兴衰。他对政权和权力的意识,以及他本人所经历的权力中心,使他深刻认识到,权力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对社会和个体的左右力。斐德本人在美国学术界身负多种重任,但他对权力的理解,仅是高度责任感。不知有多少个深夜,不论白天有多疲惫,次日的会议有多繁重,他仍在电脑上写学术项目规划或为他人写鉴定及推荐信等。都凌晨了!快快休息,明天还要早起!有多少深夜,我从卧室朝着他的书房这么喊去。快了快了,马上就完!他总也这么回答。可等到他熄灯出书房,却又过了好一阵,我早已重入梦乡。次日我照例喋喋不休地唠叨:你为提携他人,把命给豁出去了!嗨,君子成人之美嘛。他老这么憨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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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治学只是斐德生命的一部分。企望壮阔便是创造历史。敦·德里洛在《历史的威力》中的格言,亦是斐德人生观的一个折射。1963年,斐德在《马克·布劳克--一个历史家的肖像》一文中阐述,布劳克至今在法国享有深远影响,这不仅源于他本人对法国历史的经典研究和他培养出来的大批史学家,还由于他本人的英雄形象,以及他对法国史学史发展的特殊贡献。1934年当布劳克终于获得索邦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的头衔,他总算可以清静地享受自己的职业生涯了。斐德告诉我们:

然而……

他佩戴着军功十字章,作为荣誉军团的一名骑兵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939年,他虽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却志愿上前线,后随军从顿刻尔克战役撤退;

1942年,他参加法国抵抗运动。

学者与英雄在哪点上相交?

布劳克的生平激励着年轻的斐德,他强调:布劳克认为历史家的首要职责是'对生活体现兴趣',这样他才能通过现时去理解过去。反过来说,现时被历史知识阐释,所以对生活的理解力便是'历史家的主要特性'。

20世纪80年代初,斐德被周培源校长亲自请到北大历史系任教,同时也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筹建驻华文化处。他拒绝了使馆官员的各种特权待遇,而选择住在校园近处的友谊宾馆。他与当地居民一样,出入基本都骑自行车,甚至在风沙袭击北京的春天或寒冷的严冬夜晚,他也会骑车到城东的使馆区办公或参加其他活动。他在《中国的现代化》一文中回忆:那时我正在北京大学执教。记得在北京冬夜低于零度的严寒里,我身裹好几层中国产的绒线的和棉毛的内衣裤,骑自行车穿越在这个充满了陌生'资本主义'气氛的城市,去见下榻在那些宫殿里我的外国朋友们。斐德欣喜地融入时代的那段特殊流程,在大众的生息里,体验着这个民族的往昔与今天,充盈自己对其历史的理解与想象。

斐德的历史感,已始于他对人在历史中的明确定位。他以曼海姆(KarlMannhei m)的话为格言:'人'对存在获取了最高度的理性驾驭之后,若没有任何理想,便不过是个冲动的生物而已。怀有理想,坚守独立思考,是斐德对自己的要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桑塔·克鲁斯加州大学曾经分别聘请斐德当校长。考虑再三,斐德决定坚持自己学者的定位。他在日记里写道:权力具有腐蚀性,我得提醒自己: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至关重要。对斐德来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得持有高于金钱、权力的独立思考力;真正的学者,得具备一个用知识装备的独立心智;人的最终力量,是意志的独立自主。1990年,斐德被选为美国历史家协会主席。他在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讲《远航》中说,此刻我只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我对加利福尼亚复杂的多元化有一种自豪感。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加州那包容了种种文化个体的对峙和阻抗,并将它们最终全数汇聚到一个大熔炉中的能力;还因为她承诺着重建一个公民社会,这个社会将允许我们每一员加入未来的'远航'。掌有权力,同时包容与大度,尽责敬业,是斐德的领导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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