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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历史精彩讲述

[2013/5/3]
当时的人民朝三个方向流动:由关中西迁至凉州或是南迁至益州、沿汉水迁移至荆州,各约十万户。由中原地区往东北迁移至冀州或幽州,再迁至辽东。鲜卑和乌桓也因为这波流民而壮大。最后也是最大一股,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至徐州彭城,再南迁至江南地区。当时“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孙吴立国的基础即建立在此上。例如:鲁肃、诸葛瑾、吕蒙、张昭及徐盛等人就是此次南渡的中原士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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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国鼎立局势渐渐形成后,人民转而因统治者或战争而被迫迁移。曹操攻击张鲁时及攻下后,共迁部份的川东汉中居民入关中。曹丕建都洛阳后,迁冀州五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迁蜀人三万家至洛阳和关中。刘备领有益州,多次迁民于成都平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也迁陇西居民以实汉中。孙权在早期即击败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他建国后为了提升人口数,平定山越并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并且骚扰淮南来获得人口。

由东汉晚期到西晋统一全国,虽然时间尽隔125年,但人口只有东汉人口峰值的35.3%。至此户口一蹶不起,至到隋文帝在位时方渐复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口高度的军事化,当时三国控制的人口还有兵户、吏户、屯田户等。例如曹操早在创建时期即推行屯田制。蜀汉人口虽只有九十万,但是却有十万多的军队,占总人口十分之一。而屯田户数量之大,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份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这使得恢复社会秩序,增强曹魏实力。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233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但三国食货志也指出这些水利工程许多缺乏规划,仅能收短期效果。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值得注意的是曹魏一直无法摆脱实物交易的经济模式,少数几次的货币改革尝试都以失败收场,这可能与其国土内缺乏大规模的铜矿矿山作为基础有关。

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214年,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混乱,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解决问题。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而蜀钱终三国一代也一直是蜀国重要的输出品,甚至连魏国都大量流入跟通行。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农业灌溉。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左思《蜀都赋》中提到“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以蜀锦能远销吴、魏二国,诸葛亮亦认为蜀锦为支持国家的重要物资。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首都成都也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财货山积,纤丽星繁。”(《蜀都赋》)

孙吴所处的江南,社会经济起步较晚,在三国时还是人口稀薄之地。然而由于这里战乱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迁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孙权登位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纺织业方面,江南以产麻布出名,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的鸡鸣布名传千里。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産丝的质量很高。冶铸业以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为最发达,孙权曾在开采铜矿,打造兵器。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国在造船和盐业都相当发达,在海盐(今浙江嘉兴海盐)、沙中(今江苏苏州常熟)设官员,来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産。孙吴在建安郡(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设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海上贸易亦有所兴起,孙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附近)为主,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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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晋武帝为王肃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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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240年-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儒教的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裴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著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加上他本身亦从事文学创作,擅写七言诗,故亦跻身“三曹”之列。曹植具浪漫气质,著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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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著,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孙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核、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核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三国时期有名的史学家有王沈、鱼豢、韦昭及陈寿。王沈的《魏书》被史学家刘知几评为“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这跟他亲附司马氏势力,打压魏帝曹髦有关,故该书的参考价值也相对较低。韦昭善写史,著有〈吴鼓吹曲十二曲〉,内容为整部孙吴发展史,与缪袭的〈魏鼓吹曲十二曲〉南北相对。他又著有《吴书》55卷等。陈寿编写的《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他参考《吴书》及鱼豢撰写的《魏略》等资料,采三国并述的方式,创新纪传体史书的写作模式。虽仍有不足之处,但实为研究三国历史不可或缺史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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