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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眼光剖析墓葬,藉考古资料阐释历史--读《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

[作者:刘源]  [2007/1/30]
王国维曾说过:新学术之兴起,大抵由于新材料之发现。20世纪初期以来,先秦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的进展,即主要得力于出土文献和其他考古资料的显露、积累与整理。在获得新材料、拓宽视野的同时,学者们也在思考:如何重新认识传统历史文献。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今天仍具有指导作用:即要以历史眼光解读出土材料,并藉考古材料深化对传统历史文献的认识,给历史一个相对客观、符合实际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印群博士的新作《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以下简称《东周墓葬》)体现了青年学者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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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第一部系统、深入考察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周墓葬制度各方面内容及其发展、演变情况的著作,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它的结构和主要结论。

全书分七章: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周墓葬资料分析、墓地制度、墓向与葬式、墓葬结构、棺椁制度、随葬礼乐器及车马制度。书后附有墓葬统计表和图版。其主要结论如下:

(一)文献记载的"公墓"、"邦墓"两种族墓地形成于西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时期,解体于战国时期。战国中期君王陵园制的成熟是东周墓地制度中最重大的变革。

(二)晋地与王畿周围地区的墓向由春秋时不同发展为战国时趋同,其原因在于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增强,特别是战国时韩、魏势力向王畿一带的扩张。

(三)黄河中下游地区至春秋战国时期仍保持着仰身直肢葬的传统葬式,同时中原地区中下层贵族与平民墓屈肢葬数量增加,其原因在于少数民族迁移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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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周墓葬规模反映出旧的等级秩序的松驰;各地区墓葬形制的地域性是当时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战国晚期中原地区出现的洞室墓及砖室墓与传统竖穴土坑墓相比,是墓圹结构的重大变革,但数量极其有限。前者是由甘青地区经陕西传入中原的,秦人是中介。后者最初可能出于经济、实用、耐久的考虑。

(五)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墓的普遍出现,体现了新的等级秩序。

(六)春秋时期葬具等级通过棺椁体积表现,战国时期椁的有无也成为等级标志,棺椁制趋于强化,等级结构更加具体鲜明。

(七)出现于西周中期的列鼎制度到春秋时期在数目上已较规范,战国早期以后逐渐松驰,从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走到尽头。礼器组合的礼仪性降低,实用性增强。在这个过程中,卿大夫阶层的作用最为突出。

(八)西周时与列鼎制度相配合的随葬乐器制度,在春秋时期进一步发展,战国时期逐步瓦解,与列鼎的对应性松驰,战国晚期崩溃。

(九)随葬车马制度在春秋时期也一直处于发展之中,进入战国时期出现新的特点:等级色彩淡化,与鼎制结合程度大为松驰,反映重财之风。战国中期发生的随葬车马明器化昭示着该制度的瓦解。

作者认为上述结论有助于深化对东周土地制度、宗法制、国家政体、等级制度、各社会阶层地位兴替、民族迁徙及文化交流等历史问题的认识。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东周墓葬》结构合理、严密,主线也较凸显、清晰。其各章节详细论述了东周墓葬制度的方方面面,如墓地分布与相对位置、墓葬结构、墓主的葬式与头向、随葬物品等,使人读后可产生全面立体的印象(关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内涵可参看朱凤瀚先生为该书写的序)。从欲解决的问题、研究思路和方法看,作者不愿单纯地对考古材料作分期、分区和类型学分析的工作,而是想通过全面整理与深入分析墓葬资料,从人们的死后世界这一角度思考、认识东周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概括出这段历史大变动时期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因此,在综合利用文献、考古资料,将历史学视野与考古学方法相结合方面,《东周墓葬》是较为成功的一例。以下笔者就围绕此点具体谈一下阅读该书的心得。至于它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朱凤瀚先生的序已作了很好的概括,这里就不多说了。

首先,该书充分利用和发掘了传统文献在解读考古资料方面所起的作用。考古材料较为形象、具体、细致,又有时间和地域上的差别,而且信息量大,若无文献提供启示与参照,就难以准确看出其中隐藏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层面的信息;即使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难以作出合乎历史实际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换一句话说,考古材料脱离传统文献,就难以融入历史叙述之中。《东周墓葬》的资料主要来自田野发现(参看该书第一章),在分析、解释大量的考古资料、现象的过程中,积极利用文献记载作为依据和参照,特别在论述墓地规划时,从文献中引入"公墓"、"邦墓"等概念,建立了一个公墓、邦墓萌芽、形成、瓦解的时间坐标,方便和深化了对考古材料的考察。墓葬制度中有些内容,如墓向、葬式等,文献记载较为缺乏,该书也尽量搜集,以便与考古材料比较,得出较准确、客观的认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不尽一致之处,如战国棺椁制,该书也作出了明确的说明。此外,对文献记载不明之处,该书利用考古资料进行补充和考证,如指出《礼记》、《荀子》、《庄子》所载棺椁制属于战国时期。可见,该书在利用文献与考古材料时,采取让二者相互发明的态度,在解读考古资料的同时,亦深化了对文献的认识,这与单纯让文献唱主角的作法有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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