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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清史学界动态和研究述评

[作者:杨海英一]  [2009/7/23]


与1998年相比,1999年清史研究领域相对活跃,如《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出版,新的理论阵地《明清论丛》创刊,三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等。

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曾因思想、政治、民族、地域等原因查禁、删改、销毁了3000余种图书,总数达10万部以上,与收录之数几乎相埒。进入90年代以来,三部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巨型文化工程先后上马、完成。继《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后,《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工作也于1999年11月杀青,交付北京出版社出版。本丛刊由王钟翰任主编,何龄修、朱宪、赵放等为副主编,专家学者共100多人任学术顾问和编纂委员,收录禁毁书600多种,分为310册,外《索引》1册。虽不是现存1500余种禁毁书的全部,但已是目前征集到的最大含量,而且对收录内容也作过初步鉴识和整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项如此浩大的学术工程,不尽如人意之处是难免的,但《禁毁书丛刊》以其所收典籍的原始性、丰富性、珍稀性、民族性等特点,无疑将成为明清史研究,尤其是清代学术文化史、政治社会史等专门研究必不可少的独特素材。

通鉴体是我国古代传统史学的三大体裁之一,《清通鉴》的出版,弥补了通鉴体史籍的一个缺憾。全书共有300卷,分为22册,前32卷为入关前历史,正编268卷是从入关至清亡的历史,以年、月、日为线索贯穿有清一代的系统史迹,继承通鉴体史籍的优点,并吸收今人学术成果,为清史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本书由戴逸、李文海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戴逸主编的9卷本《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著作,由辽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将中国放入世界发展背景中加以考察、比较,对康雍乾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边疆民族、农民、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阐述。其中,导言卷由戴逸撰写,其他各卷分别由对这些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撰著。

世纪之交的1999年,俨然形成了清史研究阵地三峰并立的局面。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研究》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室主办、张捷夫主编的《清史论丛》,1999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改为大32开本出版(此前,中华书局、辽宁人民和辽宁古籍出版社已先后出版13辑),共收入11篇文章,其中重点文章是高翔执笔的11万字长文《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将1949年以来的清史研究划分三个阶段(1966年以前、1966~1976年、1976年以后)进行审视与评估,文章内涵丰富、涵盖面广、脉络清楚、评估审慎,对一些重大问题、热点问题有自己的论述。由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朱诚如、王天有主编的《明清论丛》也正式面世,为国内外高水平明清史研究论文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园地。第一辑已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共收入论文28篇,其中百分之六、七十为清史方面的文章,读后令人欣喜,祝它越办越好。

1999年是清史学界前辈郑天挺诞辰100周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清史探微》,收录郑天挺《探微集》中有关清史研究的论文及《清代的幕府》等文章,作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之一推出,不仅实现了郑天挺先生的遗愿,也是清史学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宝贵遗产。继孟森、萧一山等第一代清史学科奠基者之后,郑天挺先生为清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成就是有目共睹的。8月30日至9月3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纪念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与会学者缅怀了郑天挺先生的一生,《清史论丛》也专门发表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的宏文卓识》、曹贵林《为教学与科研奋进的一生》两篇文章以示纪念。

1999年还出版了3部与我国著名清史和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有关的论著。一是《王钟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作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之一,本书介绍了先生在清史和满族史领域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全书分个人经历及几个专攻方向两部分,书末附有著述目录和研究评介资料。二是《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集中了先生《清史杂考》、《清史新考》和《清史续考》等著作中的精华成分。三是《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共收入二位先生中外史界同行、朋友、学生等所贺论文80余篇。作为清史学界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先生以86岁高龄,迄今笔耕不缀,可谓学界一棵常青树,也是清史学界的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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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10日~12日,“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及满学研究会主办,以纪念满文创置400周年为契机,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学者共100多人济济一堂,向大会提交论文80多篇,涉及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等方面,所有文章将在《满学研究》陆续发表。

8月16~19日,由北京档案馆承办的“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99篇,与清史相关的10余篇文章,涉及步军统领衙门、圆明园八旗驻防、北京太庙、教堂等方面内容,冯佐哲《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载《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2期)有专文介绍,此不赘。

8月底9月初,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或摘要近80篇,分为4个专题,一是明清社会史,包括明清时期社会风俗、生活实态、人口、婚姻、文化思潮、大众心态、宗教祭祀等内容;二是清代经济史、文化史及相关内容,三是近代思想、文化、学术史及相关内容,四是现代史。



1999年的清史研究,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等方面。出版专著有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学林出版社)、定宜庄《满族妇女婚姻制度与社会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尚小明《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社科文献出版社)、陈祖武《清代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苏发祥《清代治理西藏政策》(民族出版社)、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中国社会出版社)等;论文集有《四库禁毁书研究》(北京出版社)、《郑成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西初识》(大象出版社)等。论文300篇左右,分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1.政治制度与人物研究

政治史研究历来是清史研究中的重镇,成果极为丰硕。隋唐史专家姜伯勤40余万言的新作《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对石濂大汕的生平、政治表现、交游、宗教传承、禅学文学艺术成就等多方面做了深入研究,恢复禅史上一位“问题人物”的本来面目,“抉离六之真相,存澳门之信史”,“抉微阐幽,平停众说”,“发扬幽潜,功莫大焉”(饶宗颐序)。不仅如此,本书在追溯大汕、澹归、无可这些奇士的人文世界时,进一步分析了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互动,广府文化与越南文化的交流,为区域历史研究扩展了新的视野和思路。本书说明,明清以外断代史高水平的专家,部分移情于明清史,将更有利于创新和开拓,为提高明清史研究水平注入新的活力。

清初政治是政治史研究中发展势头强劲并持续保持的热点之一,这是由明末清初复杂、动荡并存在许多尚未明了的“黑洞”的时代特点决定的。李鸿彬《试论清顺战争》考察清顺战争中两军统帅多尔衮和李自成各自的谋略及战略制定、策略应用两方面的表现,分析了清胜顺败的战争哲理;赵践《清初奏销案发微》通过对一份清廷内阁档案的分析,结合其他材料,对清初奏销案中的未发之覆进行了探讨(均载《清史研究》第1期);杨海英《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上)(《燕京学报》1999年11月,新7期)长文,通过对前人未曾涉及的顺治十年至十四年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长沙幕府的组成、变化、活动等方面的翔实研究,对有关清初政局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谢正光《就〈秋柳〉诗之唱和考论顾炎武与王士祯之交谊》(《明清论丛》)一文,考证了顾炎武与王士祯顺治末年的济南论交,指出两人虽年辈悬隔,出处异抱,但未尝以政治分歧影响彼此情谊,这也是研究清初社会史应注意的一个现象;陈锋《清初“轻徭薄赋”政策考论》(《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对所谓清初“轻徭薄赋”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对社会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杨珍近年来致力于清代帝王和皇权研究,其《清初权力之争中的特殊角色──汤若望与顺治帝关系研究之一》(《清史研究》第3期)是有关顺治帝系列研究中的一个成果,对耶酥会传教士汤若望和顺治帝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可贵的探索,《盛世初叶(1683~1712年)的皇权政治》(《清史论丛》)则对清代盛世的皇权特点进行了提纲挈领的阐述;杜家骥《清代两个明安家族及清史传记〈明安传〉辩误》(《民族研究》第1期)对我们研究清代民族史和利用相关资料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有关清前史的研究,朱诚如《清入关前对辽东地区统治探微》、张玉兴《朝鲜三学士与明末九义士的反清思想》、赵志强《清入关前的烽燧制度》(均载《明清论丛》)等文章,对清入关前的有关政策、人物和制度进行了探讨。清中叶以后的政治史研究也得到了加强,宋军《嘉庆“癸酉之变”后京畿地区流言浅析》(《清史论丛》)、张玉芬《嘉庆朝政述评》(《明清论丛》)、陈连营《试论嘉庆帝的用人思想》(《史学月刊》第2期)、《试论嘉庆帝守成思想的形成原因》(《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等文章反映了这种倾向。关于嘉庆帝守成思想,陈连营认为其根源有四:一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康乾盛世的负面影响;三是皇帝本人缺乏开拓的素质;四是清朝祖传家法的戒律。嘉庆帝的守成,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的作用。李尚英《关于“康乾盛世”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对康乾盛世进行了阐述,将它分为四个阶段,即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684-1708年)为盛世始成时期;康熙四十七年至乾隆十六年(1708-1751年)为盛世发展时期;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六十年(1751-1795年)为盛世顶峰时期;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八年(1795-1813年)为盛世始衰时期,并指出在世界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盛世时期,清政府仍然坚持闭关自守政策,导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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