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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问题

[作者:罗 新]  [2009/7/28]
长沙吴简中有“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和“建安二十七年”这样的纪年简。最初我们认为,这说明孙权在曹丕代汉以后,表面遵奉曹魏正朔,实则仍旧奉行建安纪年[1]。这个观点,是可以得到文献证实的。《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有韦昭撰《洞纪》四卷,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于此条下曰:“按建安尽于二十五年,此称二十七年者,以接吴黄武改元之岁也。……吴未改元之前,仍称建安之号,故是书止于二十七年。”此外,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于建安二十五年条下,也说:“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许嵩述江东事,孙权建号黄武以前,皆以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纪年。许嵩错误地把这几年的时间多算了一年,非常混乱,但是他关于江东奉行建安年号的说法总是很明确的。

以上的材料,足以佐成我们最初的观点。可是,最近我接触了一些铜镜铭文的资料,对于早先的意见产生了怀疑。

王仲殊在研究吴镜产地时,提到相当数量的出土吴镜[2]。这些铜镜基本上出土于孙吴境内,王仲殊认为也都是在孙吴境内由官府手工部門制造的。下面我举出其中涉及孙吴初年纪年的铜镜铭文若干条:

1)同向式神兽镜,二枚,湖北鄂城五里坂吴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館,一枚的外区铭辞为:“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山阴师唐豫命作镜,大六寸,清冐,服者高迁,秩公美,宜侯王,子孙番昌。”两枚之中,有一枚的钮上刻有“上大将军校尉李周镜”,王仲殊认为这是后来加刻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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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置式神兽镜,湖北鄂城钢厂630工地吴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館。铭辞为:“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十四日,会稽师鲍作明镜,行之大吉,宜贵人王侯,□服者也□□,今造大母王三。”

3)同向式神兽镜,传长沙出土,现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铭辞为:“黄初二年武昌元作明镜,宫湅章乃而清冐,吉羊。”王仲殊认为,“元作明镜”,即“始作明镜”之意。这一年孙权都于鄂城,改名曰武昌。

以上三例,第二例中的黄初四年,难以令人接受其为孙吴制作。王仲殊解释道:“镜从鄂城吴墓中出土,铭辞中又明记为‘会稽师’所作,故应为吴镜无疑。《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孙权传记孙权虽于黄初三年十月抗魏而自立年号,改元‘黄武’,但不久又与魏文帝通好,至后年乃绝,故镜铭中有‘黄初四年’的纪年,这是不足为怪的。”可是,铭辞中的“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与史实不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黄初四年(黄武二年)五月应当是戊子朔,从黄武二年开始弃用四分历、改行乾象历的孙吴,黄武四年的五月,恰好是丙午朔。所以我怀疑,铭辞中的黄初当是黄武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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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殊所举第一例的两镜,后来收入湖北省博物館与鄂城市博物馆合编的《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3],改称“重列神兽镜”,并说明1970年7月10日于鄂钢630工地出土,亦与王文不同。而王仲殊所举第二例,未见此书,看来不能算是可靠的资料。

《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收出土纪年六朝镜十六枚,收建安纪年镜五枚,其中并无建安二十五至二十七年的纪年,属于这一时期的,只见两枚黄初二年镜。这是出土于吴墓、由吴人生产并且也由吴人使用的铜镜,并非专为北方生产而不得已使用黄初年号。因此,认为黄初年号确曾行用于吴地,应当是有依据的。

王士伦在《绍兴的古代铜镜》一文中[4],介绍日人梅原末治编《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所载一枚绍兴出土的重列神兽镜,有“建安廿五年十月辛卯朔四日……郑豫作”铭文。可是纪年的月朔是错误的,建安廿五年十月应该是癸卯朔,而建安廿二年十月才是辛卯朔,二五易致混淆。我认为“廿五年”是“廿二年”的误释,而王士伦文章中还举出梅原末治编《绍兴古镜聚英》一书,也录有同地出土的“建安廿二年十月辛卯朔四日甲申郑豫作”的重列神兽镜(案辛卯朔,则四日当为甲午,疑释文误)。相信这两枚铜镜是同范所铸,日期和形制完全一致,铭文也应当一致。退一步说,即使建安廿五年纪年镜是可靠的,也存在着一种解释。比如,很有可能,孙吴并没有遵奉曹丕所改的延康年号,而且,在黄初二年八月(孙权向曹丕称臣)以前,孙吴也许的确一直在使用建安年号。

俞伟超先生为《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作序[5],也列举梅原末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中若干吴国初年的铜镜,纪年涉及黄初二年和黄初四年。其黄初四年镜出土地点不明,铭辞作“黄初四年五月壬午朔十四日……”,月朔不对,疑亦是误释(疑当作黄武三年)。其黄初二年镜即前所引王仲殊之第三例。俞伟超先生注意到六朝纪年镜月朔干支多有不合,但是未予解释。我猜想,除了属于误释造成的扞格外,可能与铸镜时套用旧范有关,旧范中原有的纪年月朔干支被保留,而年号及年份则因需而改,就造成抵牾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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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论,孙吴境内,确曾使用过黄初年号。那么,吴简及文献中又存在着相反的证据,如何理解呢?关于公元220年至222年之间孙吴所奉行的年号及其问题,我们应当从历史实际中去探寻。

我们知道,孙权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冬发动对荆州的袭击前,就与曹操联络,“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次年曹丕代汉,孙权仍然尊奉北方,黄初二年八月“遣使上章”,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三国志·魏书》卷一四刘晔传,注引《傅子》:“孙权遣使求降,……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遂受吴降,即拜权为吴王。”同样还有一些记载,把孙权遣使结好曹魏,说成是称臣求降。《资治通鉴》也基本接受这种叙述。我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足以反映吴魏关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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