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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是沿江河拓展农耕文化的汉族先民首领

[作者:徐亦亭]  [2009/8/10]
汉族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又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据中国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小组,在2001年3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宣布:中国大陆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95亿,其中汉族人口占到11.59亿。另外,据20世纪80年代的不完全统计,世界上还有约有2700多万,分布在中国以外的海外华人,他们中占绝大多数也是汉族。无论是生活在中国大陆,还是分布在海外各地的汉族,他们都豪迈地自诩为华夏后裔,或者众口一词地称自己是炎(帝)黄(帝)子孙。

炎帝神农氏是汉族人民公认的传说时代部族首领,也是汉族先民世代敬奉的一位至高始祖。自古以来,汉族人民世代崇敬炎帝和另一位始祖黄帝,他们不仅自诩是炎黄子孙,而且还把古代华夏文明起源和许多发明创造,都追溯到炎帝和黄帝身上。

本文依据汉文文献有关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记载,揭示并说明炎帝是一位带领汉族先民,沿着江河拓展农耕的部族首领。而今天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炎帝文化的遗址,则是从特定的角度呈现出,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农耕文化起源上的多元性,及其地域性特点的雏形。至于有的文献记载又称:炎帝和黄帝同为“少典氏”所生,可以视作传说时代以炎帝为首的、不断拓展农耕文化的汉族先民,与以黄帝为首领的、汉族先民中游牧或半游牧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炎帝传说的记载及其反映的汉族先民历史

汉文古代文献所记的炎帝传说,最早可能出现在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间的《左传》。据昭公十七年记载所说:“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这段记载,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汉族先民对自己的多元起源,以及民族形成之初业已存在着的,以黄帝为首、以炎帝为首和以太昊为首的,三个主要部族的一种形象化和神话式的表述。同样,这段记载也清晰而朴素地陈述了:以黄帝为首、以炎帝为首和以太昊为首的三大部族,乃是融合成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主要组成部分。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还可以窥视到,在这三大部族中“以火纪”的炎帝及其部族,应该是开拓和发展农耕生产的农耕者。他们先是借助火的力量,驱逐猛兽、烧掉荒草荆棘,逐步开辟农田。而“以云纪”的黄帝及其部族,则是与蓝天白云相伴,牧畜于草原荒郊,淳化鸟兽的游牧或半游牧者。至于集多种动物形象于一体的“龙”,本来就是汉族先民在沼泽、树林中,与飞禽、走兽接触过程中,凭想象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所以“以龙纪”的太昊和他的部族,应是传说时代兴起并出没于沼泽树林中,与禽兽交往、为伴的,驰骋于中原华夏的英武的狩猎者。

另一部先秦的文献《国语·晋语》,则是这样记述炎帝的:“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从此之后,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与以黄帝为为首的汉族先民之间,便有了一种亲如同胞兄弟般的密切关系。古代华夏的“炎黄”并尊的始祖观念,也就因之开始逐步确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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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出的是,古代华夏视炎帝和黄帝如同胞兄弟的观念,可能是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先民,业已知晓游牧文化对于农耕文化,以及从游牧者或半游牧者的转入农耕生产,对古代华夏农业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古代华夏对居“轩辕之丘”的黄帝率其部族,先是在荒野草原上“迁徙往来无常处”,进而“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1]的描述,所反映的正是在传说时代,由“随水草迁徙”的游牧经济文化,经过半农半牧,逐步进入定居农耕,从而对古代华夏农耕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以黄帝为首的汉族先民的早期历史写照。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而从汉文古代文献记述和有些学者的研究来看,汉族先民的早期的农业文化,主要源自于原始时代的采集经济,并且是与狩猎业以及由狩猎发展而来的畜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互相补充的关系。

有的学者还认为,被记载称为之为炎帝和黄帝之“父”的“少典”,其实所反映的正是初具“典籍”、步入文明时代的汉族先民首领。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由少典和有蟜氏所“生”的黄帝、炎帝,实质上已经是两位率领汉族先民,创造和发展农耕文明的父系始祖。汉族先民在自己这两位父系始祖的率领下,努力开创和发展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的农耕文化,进而迅速地让古代华夏步入农业文明的历史门槛。

从而我们可以认为炎帝是沿着江河流域,拓展农耕文化的汉族先民的首领和始祖。

不过,汉族先民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应并非是通常观念所理解的一个人。按《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所指出: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这就是说,炎帝应是率领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创造发展农耕文化的,历时五百多年、前后八代首领的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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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补三皇本记》也提出,炎帝“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礼〉曰:‘厉山氏之有天下,’是也。”反映炎帝向南迁移拓展的一个侧面。同时,又指出了八代炎帝之间的承袭:“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詙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厘,厘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2]

关于八代炎帝间的承袭,《帝王世纪》则云:“炎帝……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合五百三十年。”不管有关传说和记载上存在怎样的差异,他们所反映的却都是,炎帝不仅是传说时代率领汉族先民,拓展农耕文化的一位首领和始祖;还应该是汉族先民经过的、为时五百多年的一个社会历史时期。

二、炎帝是汉族先民最早的农耕者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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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先民所经历的传说时代是个漫长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经历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也经过了由结网捕鱼、采集狞猎到农耕生产的经济发展。古代文献所载的,汉族先民传说时代的内容十分丰富。例如“盘古开天地”和“女媧抟黄土造人”、“补天”等传说。如果对这些传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阐述,它反映的正是完整的汉族先民的创世纪历史。

经历了创世纪历史后,汉族先民又经历了“燧人氏”发明用火,进入了“伏牺氏教民佃渔”、“养牺牲以庖厨”和“制嫁娶”、“造书契”等,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变革时期。大约在炎帝神农氏时,汉族先民终于以自己创造的农耕文化,步入了华夏农耕文明的殿堂。

《史记·补三皇本纪》对汉族先民从采集、渔猎和佃农生产,进入农耕经济的历史,是这样记述的:“女媧氏没,神农氏作。”“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为少典妃,感受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这样,由母亲氏族社会转向父系氏族社会,从采集、渔猎和佃农生产,进入农耕经济的变化就清晰可见了。所以,炎帝既是汉族先民最早的农耕者的首领,也是汉族先民传说时代开创农耕文化的父系始祖。

1、炎帝神农氏开创了华夏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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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这反映了炎帝的是以牛为图腾、兴起于姜水流域的汉族先民首领。人身牛首正是他们已经从事牛耕农业的写照。古代文献说的炎帝“初都陈,后居曲阜”,“崩葬长沙”,则应是从事农耕的汉族先民,在炎帝率领下沿着江河流域向东、往南发展,不断开拓农耕文化范围的写照。

姜水,按《水经注·渭水》条所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为姜水。”所以学界大多主张在今岐山之东,是渭水的支流之一。近几年,陕西宝鸡的学者借助当地考古发掘、民间传说和地方民俗,结合对文献记载的研究,提出姜水应是陕西宝鸡的渭水流域。〔3〕不管怎样,古代姜水即今陕西一带的黄河游流域,应该是传说时代以炎帝为首领汉族先民,创造沿江河流域拓展农耕文化的最早发迹地。

管子·轻重篇》记载说:“神农氏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它所反映的正是,炎帝神农氏率领汉族先民,在适宜耕作的地区种植五谷的情景。而《逸周书·尝麦篇》又说,神农“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这无疑是对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为了发展农耕文化所需,创造发明各种农具的表述。

周易·系辞下》还有这样的载录,说炎帝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就说明了以炎帝为首的汉族先民,随着农耕生产的稳定发展,以及农耕者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专门设立市场方便人们进行物品交流。市场的产生及其逐步发展,又推动了汉族先民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开拓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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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还“作弦琴”,发明“神农琴”。这更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的汉族先民,农耕文化获得了稳步发展。人们可在农耕之余,创造音乐,以匡正天下。而炎帝神农氏“作蜡祭”的传说,表明当时汉族先民在定居的农耕生产过程中,确立和制定了依照农业物生长规律,农业生产季节,以及有利于农耕者庆贺收获和祭祀神鬼的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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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氏还“制针灸,作巫方”,“尝百草,始有医药”。这些世代广为流传的传说,表明炎帝神农氏时代的汉族先民,已经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步懂得并掌握了相一定的医药和治疗技术,保障着当时人们的身体健康,以推动农耕文化的发展传播。

炎帝神农氏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推动了古代华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而被炎黄子孙推上显赫的始祖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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