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汶艺术网

中华古籍全录

汉语字典

书法字典

西汶艺术品

会员登录 | 注册
纽新优品
西汶艺术网: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

首页

艺术资料

展览展讯

画廊艺馆

历史人物

品茶读书

中国诗词

我要提问

艺术图片

中国黄历

石雕合作2000G古籍资料

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之一)

[作者:南炳文]  [2009/8/14]
经济与社会方面,有秦佩珩《明代的农业》(《经济研究季报》1卷3、4期,1941年)、龚化龙《明代采矿事业的发达和流毒》(《食货》1卷11、12期,1935年)、吴云端《明代之盐法》(《中央日报》1947年11月12日)、吴晗《记大明通行宝钞》(《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万国鼎《明代丈量考略》(《中农月刊》6卷11期,1945年)和《明代屯田考》(《金陵学报》2卷2期,1932年)、王崇武《明代施行屯田的社会背景》(《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00、101期,1936年8月27日、9月3日)、吴云端《明代之庄田》(《中央日报》1947年7月23日)、梁方仲《明代“两税”税目》(《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3卷1期,1935年)和《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4卷1期,1936年)、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燕京学报》20期,1936年)、梁方仲《明代的户帖》(《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破船《明代地主考》(《明日之土地》8、9期,1947年)、吴晗《明代之农民》(1935年10月1、15日天津《益世报·史学》12、13期)、胡寄馨《明代奴隶制度》(《新中华》复刊6卷13期,1948年)、傅衣凌《明代徽商考》(《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2期,1947年)和《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福建《社会科学》4卷2期,1948年)及《明代陕西商人考略》(福建《社会科学》4卷4期,1948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非繁《明代的上元节》(《北平晨报·艺圃》1936年2月8日)等论著。论及了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土地问题、赋税徭役制度、人口与户籍、家族、阶级阶层、社会救济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其中梁方仲关于赋役制度和傅衣凌关于商人的论述,功力最深,对学术界影响甚大。

边疆与民族方面,发表了张鸿翔《明外族赐姓考录》(《辅仁学志》3卷2期,1932年)和《明外族赐姓续考》(《辅仁学志》4卷2期,1934年)、佘贻泽《明代之土司制度》(《禹贡》11期,1936年)、韩儒林《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真理杂志》1卷3期,1944年)等论文。

对外贸易及与亚洲诸国(日本除外)关系方面,出版有谭春霖《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燕京大学,1936年)、翦伯赞《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人在南洋的黄金时代》(《时事类编特刊》63期,1941年)、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本,1948年)等论著。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李俨的《明代算学书志》(《图书馆学季刊》1卷4期,1926年)等论文对数学成就研究作出了贡献。1929年陶湘重印《天工开物》,其上载有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和《重印天工开物卷跋》,这使宋应星及《天工开物》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丁文江还整理出版了新版《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年),开始了以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新阶段。1941年浙江大学举办的徐霞客先生逝世300周年纪念会所辑成的论文集《地理学家徐霞客》(商务印书馆,1948年),就收进了反映这一进展的多篇论文。王庸的《明代舆图汇考(总图之部)》(《图书季刊》3卷1、2期,1936年)等论文,在地理图籍研究上多有收获。秦佩珩《明代水利之研究》(燕京《经济学报》2期,1941年)、张广仁《潘季驯治黄河主张之分析与讨论》(《清华周刊》45卷3期,1936年)等论文,研究了水利工程的实践和理论。单士元等《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京城书局,1937年)、朱@③《北京宫阙图说》(商务印书馆,1938年)和《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李漱芳《明代边墙沿革考略》(《禹贡》5卷1期,1936年)等论著,探讨了建筑工程的成就。

文学艺术方面,宋佩韦《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新语》5期,1945年)等论著,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文学成就和文学理论。其中郑著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史始于嘉靖时期,并将明代俗文学的许多内容第一次写进以文学史命名的书中,见识卓越,影响甚大。郑振铎、胡适、俞平伯、萨孟武、吴晗、柳存仁、孙楷第等发表的论著,专论小说成就,有的考证精深,有的在考证的同时,触及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真相。卢前的《明清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赵万里、赵景深等发表的论著,以赞赏的态度论列了戏曲的成绩。此外,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杨静盦《唐寅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以及郑振铎、傅芸子、向达、杨荫浏、傅惜华等发表的论著,研究了民歌、说唱及宝卷文学、散曲、诗作、散文、舞蹈、音乐和美术等领域的成就。

思想方面,有陈安仁《明代学术思想》(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及梁启超、冯友兰、钱穆、刘节等发表的论著,从宏观角度进行了研究。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0年)、《王阳明年谱》(《力行要览》编辑社编印)、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北平晨报副刊》1926年12月及1927年1、2月)等论著,探讨了王阳明的身世及其提出的“良知”、“知行合一”等概念。不公仇(刘师培)《李卓吾先生学说》(《天义报》2期,1907年)、黄云眉《李卓吾事实辨正》(《金陵学报》2卷1期,1932年)、容肇祖《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论著,介绍李贽的生平,反驳以前对之否定的流行观点,赞扬其挑战传统观念的精神。此外,除了对陈献章、罗洪先、吕坤的思想也有探讨外,更重要的是出版了嵇文甫《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和《晚明思想史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等尝试应用唯物史观探讨明代思想史的论著,或明确指出思想家的阶级属性,或把十六七世纪认定为中国启蒙思想开始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使人耳目一新。

图书事业方面,有顾廷龙等《明代版本图录》(开明书店,1944年)、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学季刊》2卷1期,1927年)和《皇史宬记》(《图书馆学季刊》2卷3期,1928年)、汪訚《明清蟫林辑传》(中华图书馆协会,1932年)、郭伯恭《永乐大典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分别论列了图书出版、公私藏书、图书整理及目录学方面的成绩。

人物方面,除前文提及者外,影响较大的专著有吴晗关于朱元璋的几本传记(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明太祖》、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由僧钵到皇权》、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朱元璋传》)、陈翊林《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4年)、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等。吴书资料欠丰,但思想内容有一定深度;陈书发挥了清末梁启超等人以来肯定张居正为大政治家的观点,与旧史书的评价大不相同;朱书采用了新的传记文学体裁,准确而生动。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尚未出现专门著作,但出现了柳诒徵《历代史略》(中新书局,1905年)等多部用章节体撰写的中国通史,其中包括对明代部分的综合论述。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和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等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写出的包括明代部分的中国通史著作。其中吕书较早地明确论及明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识非前人可比。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等对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介绍,被看做民国初史学界的一次史料大发现,印行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三编(商务印书馆甲、乙、丙编,1930—1931、1936年)及罗福颐编《明季史料零拾》(旅顺库籍整理处,1934年)等。李晋华、王崇武等人自30年代开始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进行校勘。此外,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和《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2年)和《清开国史料考》(北平图书馆,1931年)等,都是介绍有关史籍的重要著作。

工具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田继综《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一书,收罗甚广,价值颇高。

总观这一时期近50年的明史研究成绩,可以说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面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明史研究进入现代化阶段的重要时期。不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因处于初始阶段,所占比重不大,多有肤浅甚至错误之处;对明史各个领域的研究,还皆属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深入。这些说明,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有待继续开拓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指引和“文革”的破坏
西汶艺术网[http://www.artx.cn]
在新中国建立后历时17年的初期阶段,史学工作者将唯物史观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出现了重点讨论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关系等5个问题的现象,这不能不使此时的明史研究深受影响。从总体上看,这时明史研究已基本上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进行,在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国内民族、海外贸易、中外关系、自然科学与技术、文学艺术、思想、图书事业、人物、综合性的断代史撰写、史料史籍整理介绍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治方面,出版了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0年。此书实际写于40年代后期)及陈鸣钟、吴晗、傅衣凌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对中央集权、特务政治、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等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关于农民起义,尤其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成为极为突出的一大热点: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穆烜《刘六刘七大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赵俪生、李光璧等发表的论著,对明初至天启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的背景、经过、作用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郑天挺等编辑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年)对清内阁大库档案中的明末农民起义资料作了系统整理;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以及方福仁、孙祚民、谢国桢、李文治、傅玉璋、王守义、刘重日、曹贵林、孙次舟、陈登原等发表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末农民起义作了大量研究,或研究总体状况,或研究李自成、张献忠及其领导的农民军,或研究明末起义军所建政权的性质,以及李岩等知识分子在起义军中的作用等理论问题。上述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具有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一改以往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对起义军攻击诬蔑的做法,无不采取肯定、赞扬的立场;另外,不同意见的交锋也非常热烈,这在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中尤其突出,诸如荥阳大会是否存在、李自成起义军均田口号的含义、大顺政权的性质等史实和理论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发表。

军事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的出版。它探讨了明代军屯的制度、作用和生产关系等,内容丰富,是难得的力作。

经济与社会方面,建国后初期形成了一个极为突出的热点,即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此外,对于明代经济全貌、农业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状况、城镇经济、社会各阶级、社党等问题,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探讨。

页码1 2 3
更多
第 1 楼 烟涛居
拜读大作!!!
纽新优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