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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书法影响下的演变史

[作者:张鹏]  [来源:《诗书画》杂志]  [2013/3/7]
古往今来驰骋于书场并有所建树的人,用“不可计数”这个词来形容,恐怕不算过分。“大师”、“巨匠”级别的,每隔几百年,也能数出几个。但是“古今莫二,贵越群品”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书圣”王羲之唐太宗虽然说过“愿与诸臣敩学(王羲之书法),以粉饰治具焉”的话,但这话听起来却飘忽得很,因为王字本身并无奴性,他也没有在书法中表达过诸如“君君臣臣”之类的理论,在教化愚民方面可以说无甚价值。是否唐太宗别有“提高国民素养,共建和谐社会”等更为宏伟的深意,则实在让人猜不出。我倒更愿意相信,王羲之被封为“书圣”并受到一代代书法家的顶礼膜拜,除了人品之杰出及书法贡献之巨大,没有其他隐情。

这样一来,结论似乎就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完。

南齐王僧虔在《论书》中说:“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王羲之与王洽变古为新的创造,今天人们还只在学习钟繇张芝的古体。这一评价基本符合事实。钟繇、张芝的书体都是才从隶书变化出来,尚带有浓厚的隶书笔意,尤其是草书,字字独立,极少连带,王羲之“加强纵引”的变法,使得书法艺术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开启了行草书的新天地;楷书方面,则“势巧形密”,易扁为长,剔尽隶书痕迹,成为隋唐楷法的先声。以他世族大家子弟的身份、独具的创造精神以及作品本身所达到的高度,按理说,活着就该享受“大师”、“巨匠”之隆誉了,“书圣”呼之欲出也理所应当,然而并非如此。圣,谥于天子以下的活人,不见得就多么幸福,它意味着从此以后你就不得不远远离开人群,面无表情地坐在一个供人仰望的高台上,凡人稍有举动,就会招来指责与非议。现实中的王羲之其实看不出有什么“圣”相,“坦腹东床”不是,“墓前告誓”也不是。假如他今天活过来,去看看绍兴兰亭里面日夜供人瞻拜的那个“自己”,说不定就会拂袖而去。当然,“圣”前还有一个“书”字,显示着他的“专业”贡献,但这方面,他同时代的人就并非迷信不疑。庾翼在荆州时,见庾家子弟遍学右军,颇为不平,说:“小儿辈乃贱家鸡而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王僧虔《论书》)。后来,见到羲之给其兄庾亮书才折服,写信给羲之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因丧乱遗失,尝谓人曰‘妙迹永绝’。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张怀瓘书断下》)。如果不是见了王羲之“顿还旧观”的章草,庾翼是否叹服恐未可知。

将王僧虔和庾翼的话合在一起看,一个说贡献如何如何大,一个非得看了“传统功夫”才深表叹服,虽然结论都有服气的表示,但玩味起来,却很有嚼头。我们评价一件作品好还是不好,会自觉找来一个参照—经典。所不同者,有人心中的经典是活的,他从经典中看出的是“一点一画皆有深意”、“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有人心中的经典却是死的,恰如拿着一把经典的尺子,往作品前一卡,合,就点头微笑;不合,就皱起眉头,评曰“不传统”。他心中的传统,缕来缕去,最后就到了书圣那里。书圣活着时做野鹜,朝圣者却总要让他做家鸡—万万动不得的!这让我想起一些当今的“变古形”者,在半赞半骂声中,偶尔也会亮出若干件惟妙惟肖临摹书圣的作品,以满足一部分甚有书圣情结却眼光不济者的胃口,以令其叹服,把书圣当挡箭牌。

将王羲之奉为“书圣”,有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生前已如上述,身后,则羊欣称他“古今莫二”。王僧虔则云:“崔(瑗)、张(芝)归美于逸少,虽一代所宗,仆不见前古人之迹,计亦无以过于逸少。”齐、梁年间,王献之声名超过王羲之,以至于“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此时推重王羲之比较得力的,是梁武帝,他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曰:“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而真正使王羲之定于一尊、独享“书圣”大名的当然是后来的唐太宗,不仅到处收搜罗王羲之手迹,且亲自为他撰写传论,将他推向“尽善尽美”的地步。自此以后,王羲之才稳稳当当地坐上了“书圣”的头把交椅,至今无人撼动。

书法一事,用前贤的话说,是“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赵壹《非草书》)乃“学问中第七八乘事”(黄道周),实在只是一件自娱自乐但还算高雅的艺事。自有书圣以后,复杂起来。一些平白简单的道理开始偏离理性的轨道,圣徒圣孙群体的关系,也如人伦一般开始镀上秩序的色彩。而这与王羲之本人并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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