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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红学考据:失去想像的文学—徐复观对文学史研究中考据学的检讨

[作者:刘毅青]  [2010/9/18]
文学与历史当然存在互补关系,尤其中国文学中本来就有诗史的观念,历史文学或历史材料常常成为历史学家治史的旁证。陈寅悟《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对“诗史互证”的运用炉火纯青。事实上,徐复观对陈寅惜的史学成就十分钦佩,对同时代的学者,他在文章中很少有赞扬的,陈寅悟仿佛是一个例外。他说,“我常把我读《元白诗笺证稿》的经验告诉我的学生,鼓励他们去读,但没有一个学生能领悟到”。因为他在读该著作时,“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他却能看出问题;而且一经他道破,便感到的确是有问题。经他把问题提出后,又觉得‘人海茫茫’,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解决这问题的线索?但看来与问题并无关连的材料,经他一番分析、疏导后,居然引出了解答问题的线索,终于得出可以承认的结论。这对我的启发性太大了”。可见他承认陈寅格诗史互证具有很强学术价值的方法。

但是他认为在此陈寅惜“诗史互证”的过渡阐释无意之中将历史与文学等同起来。历史与文学之间有必然的界线,文学毕竟是来自虚构。即使是再写实的诗人如白居易,他的诗歌中也还是有想像,不能句句落实在历史的考据之中。诗史互证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的真实性在文学中常常有所反映,文学研究中的事实考据有助于了解历史处境中人物的真实情感,从而对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真实有所帮助。中国古代文学中将诗歌与事实联系,所谓的本事诗早在《诗经》中就开始。《诗经》里面有很多是历史的记录,可以充当历史的文献材料。后来的很多诗话作品中,常常会附会和杜撰出诗歌本事,这表明中国古人习惯将诗歌看作不但是“缘情而发”,还是“缘事而发”,而这个事与情总是相关联的。对于一首抒情诗人们也倾向于把它落实在一个具体发生的故事当中,而不认为它是纯粹的一种抽象的情感。诗歌的感情总是来自一个具体事情的激荡,然后再把这个具体的事情抽象化升华,使得诗歌的感情又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如钱钟书所说:“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惟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末,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虽然我们不能忽视文学中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史实,文学在历史时空当中建构了历史的世界,但文学的职责并不在于忠实的记录历史,充当历史的补充文件,文学的生命在其艺术的表现和充满情感的想像,以及由此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此,徐复观与钱钟书一样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表示了谨慎的态度。“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表明了文学中的历史记录可以充当历史的鲜活材料,从而为历史研究带来一条新的路子;也说明了作为个体情感表达的诗歌与社会全体记录的历史之间密切的关系。而且,中国诗歌的想像往往是一种建立在实际生活上的想像,因此其想像比较的具体,总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有关联,是由具体的事情推动的想像。这类诗歌也有较强的历史意味。但一方面,我们不能将文学完全等同于历史事件的记录,另一方面历史史实的考据对于艺术研究本身来说具有局限性,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得到文学性,在于对作品的艺术性作出的审美判断。人们从艺术中获取的是情感和思想的力量。文学研究不能被知识化的旨趣完全地占据,文学的知识化并不是将文学研究的目的。文学史研究必然要求其从考据进人审美与思想的内在根本,考据在文学史研究中虽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考据本身并不是文学和历史本事,更不是其目的。“考据工作,未尝不有助于增深对于文学本身之了解与欣赏。然此究属两事,不能便把考据来代替欣赏。这需要我们适度地把握文学的想像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界线,将文学的想像完全当作历史的真实对历史而言是不恰当的,对文学而言也是如此,这二者之间必须留有一定的界限。

徐复观通过与《红楼梦》考据派的论战与对“诗史互证”的批评,强调了文学的本质在于想像,并对文学的想像作了研究,进而由《史记》他研究了文学想像与历史想像的区别,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区别,从历史的文学性他高度评价了史记。这说明从根本上说,文学与历史都不能离开研究者的想像,这种想像来自自身的生命体验,这植根于它们都是表现人性的特性上。想像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历史也离不开想像。如果说在文学中真实与想像很难区分,也不必区分,那么历史中的事实与想像就很容易区分。《左传》宣公二年所记录的一个历史事件,大概是我国历史叙述中运用想像最早的一个例子: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锄魔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魔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后人对上面叙述难免发生怀疑。因为锄霓行刺时所说的话,因为他当时已经死了,又有谁人能听到,而被史臣所记载呢?可见,锄魔的话是来自史臣的想像。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想像是对历史的虚构。徐复观说:“锄霓受君命去杀赵宣子,何以有刺杀的机会,却自己触槐而死呢?当时的史学家感到对此应加以心理上的解释,便通过自己的想像而加以解释”。这是由想像而来的解释,“此种解释的真实性,决定于所能解释的程度。如果解释得天衣无缝,使读者所挟的疑团,涣然冰释于不知不觉,也是发现了一般人所不能发现的真实”。对历史来说,真实性就是一切,但历史叙述也需要文学的艺术表现能力和情感心灵的感通能力。

徐复观因此认为像文学一样,历史也离不开想像。“想像,不仅应用到文学里面,有时也应用到科学,尤其是史学里面。相对来说,历史的想像是一种客观的想像,它必须依赖客观的历史本身。历史的想像是对各种零散的历史材料做重新组合,找出内在的联系,对历史作出解释,是一种解释性的想像,但不能通过想像改变材料本身的真实性;史料以及相关的考古、训沽的成果直接决定着历史想像的界限。而文学就是由想像创造构成,想像本身就是文学。历史中的想像只是出于一种无奈的必须,因为历史事件的久远,历史记录的不完备,尤其在涉及历史人物的心理和语言时候,历史的叙述只能通过想像去补充。历史想像侧重在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同情之了解,通过体验来想像,它必须受到历史时空的限制,不能脱离历史事实的限制。

正是基于此,我们对文学和历史的理解不能持一种绝对的客观主义态度,尤其不能将文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也应该反省过去那种过于偏重实证倾向的文学研究,那种将文学当作历史文献材料的做法,忽视了文学是想象的产物,具有情感内涵。在对文学的理解中,想像是一个必要的手段。正如徐复观所指出的历史本身都离不开想像,故此,想像是现代人沟通历史的必要手段,文学与历史都是通过想像向我们展开。

徐复观看到,文学的本质就在于想像,想像构成艺术形象。文学的想像倾注了主观的情感,它可以脱离时空的限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时空。同样,文学的理解和解释不能离开想像,这种想像是与现代人自身体验互相融合在一起的。在体验的过程中,实际包含着想象,对艺术作品中作者体验的追溯也就把含着解释者的体验,徐复观说:“想像是文学表现的重要手段,但并非是惟一的手段。想像以外,还有推理、体认、观察、观照等等。但想像经常或多或少的与上述那些手段,亲和在一起,使其得互相发挥的效用”。也就是说:

第一,艺术创作中想像与体验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联想过程中必然会渗人进‘体认’与‘洞察’的工夫和能力”。

第二,艺术中的解释依赖想像而存在,对艺术形象的理解和解释,从本质上说都是想象。作为解释性的想像,徐复观认为,对于某种情境所含有的意味的解释。哲学家对意味的解释是通过思辨;文学家则常常是通过描写,以使某种意味成为人们容易感受到的具体形相。科举的意味,是由《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具体形相而得以表现出来的。把不易捉摸的意味加以形相化,只有通过想像才有其可能。这样,“所要表现的意味若是真实,则为了解释这种意味所成立的想像也是真实的。”

这说明在文学的解释中,想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文学中,作品里面人物的行为动机,由动机而衔接到的心理状态等都不是一种具有科学客观性的内容。而为了深人去把握某人何以会有某种行为,尤其何以会有与某外在的条件不相符应的行为,这便自然而然地要靠在行为的动机上,心理上,作一番解释;而这种解释,通常只靠通过文学家的想像得之。文学家之所以成为文学家,便是在他不走科学的调查、实验之路,而只凭自己由经验、体认所积累的想像之力,以得到目前心理学家所无法得到的解释。为了深人去把握某人何以会有某种行为,尤其何以会有与某外在的条件不相符应的行为,这便自然而然地要靠在行为的动机上,心理上,作一番解释;“而这种解释,通常只靠通过文学家的想像得之”。

因此,“文学家之所以成为文学家,便是在他不走科学的调查、实验之路,而只凭自己由经验、体认所积累的想像之力,以得到目前心理学家所无法得到的解释,这样,在文学研究中,想像与体验也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文学作品的解释应该要通过回到“历史的现场”,体验作者的“生命情调”,而这就是“追体验”的过程。解释者通过想像性的追溯,重现历史的情景和场景。这其实也是现在对过去的重构,这种重构在一定的程度上只能依靠现代人的体验予以想像。因此,通过自身体验的想像是复活文学和历史的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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