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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英国:帮朋友翻译《金瓶梅》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2/6/22]
老舍故居——一处“英国遗产”

舒庆春1918年以第五名的总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直接被派到京师第十七初级及高等小学去当校长,两年后晋升为北郊劝学员。劝学所是亚教育局,专管当时尚大量存在的私塾学校。两年后因和上级不和主动辞去了薪金相当优厚的劝学员,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书。以后曾在北京教育会任文书,在北京一中兼课,并在北京地方服务团服务,同时在燕京大学补习英文。1924年在宝广林先生和英国人易文思(Robert Kenneth Evens)先生的推荐下,被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为该院中文讲师。宝广林先生是伦敦大学神学院的毕业生,当时任北京缸瓦市伦敦会基督教堂的主持人,而易文思先生当时是北京燕京大学的英文教授。伦敦传教会驻北京代表,北京萃贞中学校长伍德小姐曾代表东方学院对舒庆春进行考察,并和他签署了赴英教授五年中文的合同。舒庆春于1924年9月24日乘德万哈号客轮抵达伦敦。舒庆春年薪为250镑,按月支付。校长可以根据学生的要求安排舒庆春课程的时数和次数,讲课时间每周最多20小时。当时东方学院中文系有包括舒庆春在内的三位老师,一位是英国教授布鲁斯(Bruce)先生,另一位是英国讲师爱德兹(Edwards)小姐。由1926年8月1日起在未来三年里舒庆春被续聘为标准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年薪为300镑。

在伦敦,舒庆春先后住过四个地方,它们除上面提到的St.James's Gardens 31号是第二处之外,还有北郊Barnet 区Carnarvon street 18号,舒庆春在此住了初到伦敦的半年时光,十多年后老舍写过一篇名为《头一天》的散文,多次提到它。第三处是Torrington Square 14号公寓,住了半年多,此处房子于二战中已被炸毁。第四处是伦敦南郊Montrel Road 31号,住了半年就起程回国了。对这四处的房东,老舍在1936年曾写过一篇名为《我的几个房东》的散文,发表在上海的《西风》杂志上,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有许多善意的调侃。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务虽然很忙,舒庆春在东方学院教授的课程有官话口语、翻译、古文和历史文选、道教文选、佛教文选,以及写作。不过东方学院有一个好处,就是假期较长,加起来一年中有五个月之长。假期对舒庆春来说,并不完全自由,因为有的学生利用假期也要学习。只要有学习要求,老师就必须执教。所以,在假期,舒庆春只可能做短期的离开伦敦的安排。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学校课堂中和学校图书馆中度过的。

图书馆是他看书和写作的地方。他在五年之中先后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成了一名业余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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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位英国学者和教授的倡议,经过中国驻英大使馆、中国作家协会的积极配合,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决定将St.James's Gardens 的老舍故居列为“英国遗产”,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中

国作家,他在这栋房子里居住了三年,并创作了他的前两部半长篇小说。他开始使用“老舍”作他的笔名。

2003年11月25日,伦敦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这是700多处英国遗产中唯一一处为一位中国人挂的牌子,也是第一块上面有中文字的“英国遗产”牌子。牌子上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写着“老舍”的字样,并注明他是一位中国作家,1925年—1928年曾在此居住。中文字体是按他的夫人胡絜青书写的毛笔字放大复制的。我应邀出席了挂牌仪式,并和查培新大使一起为牌子揭幕。我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特别向英国朋友,向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表示感谢。我特别说明,老舍先生在长篇小说《二马》中曾经着力描写中国因落后而被人瞧不起,他为此痛心疾首,因此将小说的主题定在了“救国救民”上。现在,过了七十多年,英国人决定为这位中国作家挂牌子,标志着中国人被人瞧不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不仅仅是这位中国作家本身的光荣,世道也真是大变啊。

老舍的三部小说

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老张的哲学》,写于1925年,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半年,由1926年7月到当年的12月止,开始时署名舒庆春,从第二期起改用“老舍”笔名。这一年他二十七岁。

第二年,1926年,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赵子曰》,是《老张的哲学》的姊妹篇,连载于1927年3月号至8月号的《小说月报》,前后六个月。

第四年,1928年,又写了第三篇长篇小说,叫《二马》,在《小说月报》连载了八个月,即1929年5月至当年年底。

老舍是1929年6月离开英国的,在欧洲旅行了三个多月,主要在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于1929年秋坐船抵达新加坡,在华侨中学教书半年,于1930年2月起程回国,3月到达上海,住在郑振铎家,把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写完,于5月返回故乡北平。

这样,老舍离家五年半,自1924年秋至1930年夏,带回来四部长篇小说。

当年,当老舍先生走上文坛时,在整体上长篇小说的创作量非常少,以最大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为例,虽然它的篇幅很大,是一本厚厚的杂志,但一年也就连载一部长篇小说。到1929年也才增加到一年发表两部,除《二马》外,另一部是巴金先生的《灭亡》。他当年正在法国巴黎从事无政府主义革命活动,《小说月刊》的编者曾在编者的话中说:“巴金何许人也,我们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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