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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英国:帮朋友翻译《金瓶梅》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2/6/22]
正因为如此,老舍先生刚一步入文坛,就名声显赫,有点物以稀为贵的味道。所以,老舍先生后来获得了一个美称,他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体文,不同于古典的文言文。这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对中国社会的进程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老舍先生属于“五四”新文学阵营,而且是其中重要的一员,进入现代文学史中公认的文学巨匠“鲁、郭、茅、巴、老、曹”行列。

老舍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语言。

老舍是北京人,出身旗人,是满族正红旗人。这个出身,让他在语言上占了天时地利。

中国的方言多达千种,当人们决定推行“国语”时,即选一种方言作母语,全国的人都学着讲这种话,再用这种话作文字的表述体,推行“语体文”,取代文言文,这种被选出来的方言就成了全国人的“国语”了。经过激烈的竞选,北京话被推选为国语的母语,候选的提名还有南京话、苏州话、广州话、武汉话。

恰在此时,讲北京话的老舍走上了文坛,他的语言仿佛成了全国人都正在学习的国语的范文,这还了得!当时,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老舍先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为文坛刮来一股清新的风。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先阅读,奔走相告,老舍作品成了知识分子读者的新爱。

老舍先生走上文坛,确实是一件大事,多少有点“时势造英雄”的味道。

这三部小说的问世大体上已经构成了老舍独特的文学风格,而这种风格从此基本上一直延续了他的一生。这种风格是如此明显,以致一眼就能把他的作品和其他的同时代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品区别开来。这种文风里既有北京人的机智、诙谐、包容,满族人的多才多艺、礼貌、时代烙下的悲凉,穷苦下层人的悲悯和冷眼,又有英国人特有的幽默。

除了语言的特点之外,三部小说的主题也十分抓人,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图强图变,救国救民,一片赤诚,虽然很幽默,很逗笑,但却都是含笑的泪。正像茅盾先生在阅读《赵子曰》之后所说:“在老舍先生的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和热望。”

《二马》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书,作者在书中除了描写两名到英国的中国人之外,大量描写了英国人,大量描写了伦敦,都用真实的地名,大量描写了伦敦的四季自然气候。书中有名有姓的英国人一共九位。书中提到的伦敦真实的地名一共三十九处。《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在编者的话中曾对《二马》有这样的评语:“到过伦敦的人,见他所写的伦敦,以及伦敦的人,都将为之叫绝,他写的是那么真切!”用真实的地名作自己的创作的人物和故事的地理背景是老舍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二马》是一个辉煌的例证。有一位叫李振杰的中国学者用了许多时间进行了实地考证,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老舍在伦敦》,对这个文学主张以伦敦为例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二马》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对中英两个民族的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对比。《二马》中老派中国人的代表马则仁先生是老舍创作的“不朽”人物之一,可以和虎妞、祥子、程疯子、老王掌柜这些家喻户晓的老舍笔下的著名典型并列。对书中的英国人,虽然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可爱的人物,但个个都有个性,而且入木三分,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老舍在《二马》里充分运用了一分为二的办法来看待英国人,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肯定的就肯定,非常平实、中肯,也同样让人感动。

年轻主人公小马威走进伦敦植物园的竹园,哈腰看竹根插着的小牌子:日本的,中国的,东方各处的竹子,都杂着种在一块。接着就是一番议论:

“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马威自己说:“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动物、植物、地理、言语、风俗,他们全研究,这是帝国主义的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知识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废的,知识是永远需要的!英国人厉害,同时,多么可佩服呢!”

这就是《二马》的真实。

老舍曾灌制灵格风汉语声片教材

上世纪20年代英国灵格风出版公司曾托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出版一套针对外国人的汉语学习教材,用灌制唱片的办法教发音,教会话,唱片共十六盘,其中十五盘录了三十篇课文,每张胶木唱片录两课,正反面各录一课,第十六盘作为序篇,是发音练习,并录了两段作品的朗诵,一段是伊索寓言《酸葡萄》,另一段是曹雪芹《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片断。

全部发音灌录者是C.C.Shu。无形中留下了年轻的舒庆春的声音,当时他二十五岁,声音很清亮,音调比较高,不像晚年的声音那么低沉,但是,一听就知道,是舒庆春的声音,标准的北京音,很漂亮,清脆,嘹亮,好听。每张唱片都装有灵格风的套封,张张上面注明发音灌录者的全名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ChicnChun Shu。

一个皮制小手提箱装着十六盘唱片,里面还有两本装帧精良的教科书,第一卷是英文卷课本,第二卷是中文卷课本。羊皮书面,烫金书边。第二卷的课文全部是手写的中文,毛笔字体,照片制版印刷而成。书写者是C.C.Shu,无形中又留下了年轻的舒庆春非常漂亮的书法作品,楷书字体,略带点魏碑的味道。

这一箱汉语教材的正式名称是《言语声片》,在世界上流行于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直至50年代中期。后来被一套香港出版发行的新灵格风汉语教材取代,不过后者的水平明显不及其前身,后者由于有过多的政治内容而并未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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