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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答伦敦《玻璃杂志》问

[2012/6/22]
于坚:答伦敦《玻璃杂志》问

1、在中国文革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里,诗歌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单一而有局限性的所谓“毛氏”诗歌。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诗歌“风格”,对您在诗歌创作上有什么影响吗?

这种诗歌对我影响有限。我青年时期是从学习中国古典诗歌开始诗歌写作的。我父亲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爱好者和自得其乐的作者。在我初中的时候,中学语文只教毛氏诗词,这些都激发了我对古典诗歌的兴趣。当我开始热衷写诗的时候,我通过地下渠道得到中国古典诗人的作品来学习写作,当时除了毛泽东和鲁迅,几乎所有的文学典籍都是禁书。在中国外省,现代文学的影响相当有限,古典诗词在民间社会依然有深厚的影响,学习诗歌一般还是走古代的路子,我早年学习诗歌的方式是传统的,倚靠大量背诵经典诗人的原作、背诵平仄格律。我最初的诗歌作品是填词,写律诗、绝句。官方新诗我也零星读过,但在1973年,我读到惠特曼的《草叶集》,发现了一个令我激动的源头,文革流行的那种非人性的政治说教诗给我的微弱印象就烟消云散了,我开始了新诗的写作。持续到今天对我影响最持久的还是中国古典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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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革以后,作家们重新获得了自由创作的权利,您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中国作家在80年代时,是经历着什么样的一种写作气氛?

八十年代是五四以降中国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这是一个思想者云集,热烈追求真理的时代。被文革压抑的中国天才,厚积薄发,喷薄而出。那时候中国有无数的地下文学沙龙、哲学沙龙,我记得我经常握着手稿在昆明街道上走,我随时会碰到另一位诗人。这个城市里有许多文学上的知音,黑暗时代秘密的地下阅读,使他们具有以经典作品为标准的判断力和修养。那时代危险的地下阅读前无古人,阅读一方面是自我修养,一方面也是履行传播真理的责任。我记得我在70年代阅读的许多西方长篇小说,都曾经凭记忆口述给读不到这些书的朋友、同事听。把雨果的《九三年》用自己的话讲一遍,可以讲一个星期。我记得我和我的诗人朋友在大街上奔走谈论诗歌直到黎明。那是一个交流、讨论、探索和创造的时代,大家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街道上汽车很少,可以在街心高谈阔论。正如卡夫卡在布拉格的街区所做的,我们也整日在《尚义街6号》争论褒贬彼此的作品,谈论哲学、音乐、绘画、电影等等,这是我们主要话题,那是一个地下的文学小沙龙,有七八个人。那是我的十九世纪。

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说“也许天才的产生只是在人类一段有限的时期中,……它们为自己的产生而要求属于过去某个时代的相当特定的条件……这时候一种非同寻常的长时间积聚的意志力例外地通过遗传而将自己转到精神目标上。当这样的疯狂和干劲不再得到大力培养的时候,那种高度的才智也将消失。”文革对中国自由思想的高压,那种长时间的“疯狂和干劲”恰恰也积聚了一种地下的精神力量,80年代是一个爆发期。那是我一生所经历的最有思想最有文学氛围的时代,中国世界依然静止,但精神世界变化、飞越、突破。我的感觉是我是在李白杜甫、曹雪芹、乔伊斯、贝克特、艾略特、奥顿、普鲁斯特……的时代中写作。我的意思是,写作是一个自由思想、创造、实验的高端,而日常生活的封闭、清贫使你有大量时间沉思默想、精雕细刻。昆明依然是故乡,明清时代的建筑、法国风格的街区依然如故,散发着历史的霉味,梧桐树叶在秋天飘向故乡大地,给我一种地久天长的幻觉。中国现代化的大规模拆迁和“以货币重估一切价值”的大风暴还只是天边的乌云。

那个时代太乌托邦了,太理想主义了,今天回顾起来就像是一个梦。文革时代“长时间积聚的意志力”,深究起来,主要是来自一种对“未来”的渴望,对“生活在别处”和彼岸的向往。八十年代也是一个迷信“生活在别处的”时代,“未来”被视为摆脱噩梦的救星。“长时间积聚的意志力”缺乏对存在的意识,它并没有成为一种“宗教感情”。比如中世纪“长时间积聚的意志力”,它导致了文艺复兴,但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未来的盲目投奔,而是对欧洲自希腊以来历史的深刻反省,并在希腊思想中寻获创造历史的动力。八十年代中国并没有全面地朝向过去反省历史,对文革的反省相当有限,对更久远的中国历史依然是五四以来的否定态度,当现代化的铁流席卷的时候,一切都毫无抵抗地被裹挟而去。

3、人们往往对学院派的诗歌作品和民间的诗歌作品有所争议,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学院派和民间的争论其实与中国特定的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它与其他地方的此类争论不同,它更多的一种诗歌话语权的争论。是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之间的争论。学院在中国具有行政性质,它对话语权的垄断是制度性的。诗歌批评家大多在学院。民间和学院争论首先是谁来制定诗歌标准的问题。九十年代,学院某些教授通过国家文学史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开始编订圈子化的诗歌选本和文学史,民间哗然,质疑之声不绝,这是争论的起因。如果理解为那是阿什伯里与布考茨基的争论那就很可笑。这其实是八十年代以来起源于民间的先锋派诗歌对主流文化之拒绝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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