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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恶俗谁的错?艺术的敌人是伪市场经济

[来源:北京晨报]  [2012/6/22]
近日,一篇名为《文艺创作症结何在?十大恶俗阻碍文艺健康发展》的网文在网上流传,引起巨大的反响。文章列数“回避崇高”“情感缺失”等文艺创作的十大恶俗,并对其原因进行了不乏激烈的分析。作为从事文艺批评的大学教师,媒体对文艺创作如此关注使我深感鼓舞。但细读全文,又感到文章面面俱到,没有焦点,十大恶俗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更要命的是回避问题的实质,还常有似是而非之论,结果是真正阻碍文艺创作的原因没有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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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想象力,缺乏责任感,拜金主义……这些指责都指向作家、艺术家个人,而没有深入挖掘作家、艺术家言行背后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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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如何表达

文章列举的恶俗虽然多达十个,其所列举的导致恶俗的原因也五花八门(比如缺乏想象力,缺乏责任感,拜金主义等),但这些指责和批判基本上都指向作家、艺术家个人,而没有深入挖掘作家、艺术家言行背后的社会原因。

比如文章指出:“中国的文学艺术,不缺少故事,而是缺乏表达;不缺少能力,而是缺乏责任;不缺少资源,而是缺乏灵性;不缺少资金,而是缺乏生命。”似乎的确是这样。但作家的表达力为什么萎缩?作家们是缺少责任,还是没办法尽到责任?不仅有努力尽到责任的作家,还要有渠道和环境。

又比如,文章引述一位批评家的话说,在现在的作品中“看不到艺术家的个人冲动,却可以一眼看出遵命之作、受命之作的明显痕迹,看到赚钱捞钱的强烈欲望和非审美的功利欲望冲动。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指令下,在高额酬金的驱动下,把文艺创作的过程变成了按编剧技巧剪辑素材的技术加工。”我要问:作家的“个人冲动”到底被什么东西扼杀了?“赚钱捞钱的强烈欲望”吗?“非审美的功利欲望”吗?历史上不乏为了还债这个很功利的冲动而写出伟大作品的先例,这又如何解释?至于遵命之作?遵谁之命?谁的命不遵可以成名人,谁的命不遵则必成烈士?

回避现实乃环境所需

最有意思的是,文章引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王贵胜教授对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国画作品进行的一项统计,在92部获奖作品中,他发现,“救灾主题2张,农民工主题1张,历史题材4张,农民生活2张,解放军生活8张,少数民族生活10张,花鸟画21张,山水画27张,城市生活7张,其他7张。这个小统计,折射了当今美术创作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即回避重大深刻严峻的现实主题。”于是文章指出:“文艺工作者对重大问题失语、无语甚至胡言乱语,这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我还是要问问:文艺作品到底为什么总是回避“重大深刻严峻的现实主题”?怎么能不回避“重大严峻的现实问题”?不回避行吗?其实不应只看回避不回避的问题,还要看不回避的环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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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从未扼杀文艺

还有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西方资本主义阔步往前走的时候,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比如说法国的杰出作家巴尔扎克,一生以无数作品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做了记录”(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莫林虎教授语)。这似乎有点黑色幽默:我们有巴尔扎克那样的思考和批判的环境吗?

更重要的一个误区是把市场经济视作文学艺术“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艺术殿堂,众神在迷幻中走下圣坛,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入名利场,穿着逐利舞鞋无休止地疯狂舞蹈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灵的激荡和升华;失去了真情的表达和呼唤。”

荒唐与悖谬莫过于此。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没有扼杀文艺,相反却出现了辉煌的批判主义文学,那么,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扼杀作家的创作自由,相反却把作家从宫廷和教会中解放出来,增加了作家的自由,使得作家艺术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激发了作家的创造力?原因很简单:与民主制度结合的市场经济,是保障作家艺术家批判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权钱交易的“市场经济”,不是被权贵把持的“市场经济”。

艺术的敌人是伪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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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文学艺术推向了市场,把作家推向了市场,但这个畸形的“市场”却没有保障作家、艺术家的自由。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批判市场也是有市场的,而在伪“市场经济”中,批判“市场”就是批判操控“市场”的人,因此是绝不可能有市场的;操控“市场”的人也就是操控文艺的人,因此伪“市场经济”中决不会有文艺。

一个再简单的事实就是:市场经济并不是艺术的敌人。艺术的敌人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不自由。创作是如此,批评更是如此。

社会需要更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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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提出:“文艺批评退化为文艺表扬,文艺创作便失去监督利器。健康的文艺批评标准有许多,最重要的,就是能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相异的文化实践。”仅仅看到文艺创作要文艺批评的监督是不够的,但问题是谁在监督文艺批评?被歪曲的文艺批评,又怎么监督文艺创作呢?真正的文艺批评需要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没有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文艺批评只能是文艺表扬,即使不是沦为文艺表扬,也会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文艺大批判。

作家陆天明说:“什么是健康的文化批评?标准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能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不一样的文化实践。”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关键不是作家、艺术家能否“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不一样的文化实践”,而是社会以及比作家艺术家更有话语权的人们能否“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不一样的文化实践”。

陶东风/文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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