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汶艺术网

中华古籍全录

汉语字典

书法字典

西汶艺术品

会员登录 | 注册
纽新优品
西汶艺术网: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

首页

艺术资料

展览展讯

画廊艺馆

历史人物

品茶读书

中国诗词

我要提问

艺术图片

中国黄历

王彬彬:文学启蒙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2/6/22]
文学启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里面也牵涉到很复杂的理论,我今天也不可能讲得很理论化、很思辨化,而且有些理论我自己未必就很懂。古今中外都有文学,我今天也不可能讲得很宏观,讲一些具体问题吧。

2分钱比人命重要? 

今天(注:讲演当天)是5月12日,是汶川地震四周年。首先我想介绍一篇文章,汶川地震后,广州的刊物《随笔》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人的地震记忆——从唐山到汶川》,作者是山西的作家毕星星。唐山大地震时,作者是救灾部队的新闻报道人员,对这次的救灾自然有很大的发言权。他提醒我们,当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救人”并没有成为“救灾”的主要指向。让“救灾”为“文革”的政治服务,或者说,变大灾难为政治上的大好事,才是其时“救灾”的主旨。
西汶艺术网
当时虽然也高喊“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革命”是首要的,“生产”是次要的。以“革命”促“生产”是“正确”的说法。如若将“生产”置于“革命”之前,那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性错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救灾部队居然为“救人”是“革命”还是“生产”而困惑。如果“救人”只是“生产”而不是“革命”,那将“救人”放在首位,就是以“生产”压“革命”,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救的人越多,错误便越严重。所谓“困惑”也只存在于少数较有头脑者的头脑中。在实际的“救灾”中,是将“救人”看作“生产”而非“革命”的,也即在“救人”之上还有一个高于一切的“革命”。

不然“一分不差”的故事就不会传诵一时:某部一排清理挖掘银行金库,地下共埋压现金91万515元零9分,在挖出大部分,只剩下5元钱、5分钱、3分钱、2分钱时,银行工作人员几次阻止,表示误差已经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不要再费劲了。战士们表示:财经纪律允许有误差,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误差!他们摸着黑,打起手电,在砖缝里抠,在泥土里刨,终于找到了最后一枚糊满泥土的二分的钢鏰儿。《解放军报》对此专门做了突出报道。无数的生命在钢筋水泥下等待救援,以“救灾”为师出之名的部队,却为国家的二分硬币“挑灯夜战”。

不难想象,在这些战士为寻找二分硬币而细细抠着砖缝、轻轻刨着泥土时,近在咫尺的地方,就有一个又一个的人在钢筋水泥下呻吟着。他们或许并没有听到这呻吟。但即便他们听到了,也会无动于衷。因为无动于衷才是正确的。如果有动于衷,如果因这呻吟而影响寻找那枚硬币,那就是思想上出了“问题”。当然也不难想象,当二分硬币终于找到时,当一整排战士为这二分硬币的“出土”而欢呼时,身边已有些人刚刚死去或正在死去。要说这些不找到二分硬币誓不罢休者完全无视人的生命,他们又分明是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如此行事的。那无数钢筋水泥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是“人民”,而那二分硬币却代表着“人民”,于此亦可见“人民”二字在“文革”中是怎样庄严神圣却又空洞无物了。这一排战士是为二分硬币而在手电照耀下抠遍砖缝、刨遍泥土。如果要寻找的是一枚一分的硬币,他们的劲头也丝毫不会减弱,甚至会热情更高、干劲更大、精神更亢奋。因为抠刨一分硬币,政治意义更大。“文革”期间,强调为国家和集体牺牲个人。个人的付出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之间的落差越大,该行为在政治上就越有价值。为救集体的一头牛牺牲生命,固然是英雄。为救集体的一只羊牺牲生命,则更是英雄。由此又可以这样为“文革”下定义:“文革”就是国家和集体的一分钱,重于一条人命、十条人命、百条人命、千条人命……

毕星星的文章还说到云南昭通的地震。在唐山地震发生前,云南昭通发生了地震,当地报纸做出的是这样的报道:“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对于今天认为“文革”十分美好的年轻人,毕星星的文章就有很大的启蒙意义。如果今天不说“文革”,以后的人们就不知道我们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荒谬、弱智的事。因为今天是5月12日,所以我先说这样的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其实也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

我们面临的启蒙尴尬 

启蒙是一个老问题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思想界对启蒙有很多说法,西方后现代对启蒙提出质疑和反思,牵涉到很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今天就不说这些了。启蒙就是去掉你思想上的蒙蔽、让人明白某种道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文章,就在提醒那些歌颂“文革”的人:“文革”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美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启蒙,要从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说起。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拼命要解构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在此,我只想借用辞世未久的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的一番话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之所以关注维柯和赫尔德,从根本上来说,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的理性主义者。启蒙运动的价值,也即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孔多塞这些人提倡的东西深深感动了我。他们也许太褊狭,对人类的经验事实往往也会判断失误,但是他们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们将老百姓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反残忍、反压迫。他们跟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败坏人们生活的勾当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战斗,因此,我站在他们一边。”

页码1 2 3
更多
纽新优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