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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文学启蒙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2/6/22]
“启蒙”一语,本为中国所固有。但我们今天在思想文化运动意义上所使用的“启蒙”这一概念,是作为西方概念的译语从日本进入中国的。与西方意义上的“启蒙”同时输入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确立的“理性”与种种现代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于是启蒙之火,也开始在这块有着两千年专制史的老大帝国的土地上燃烧。最先从日本盗火者,是梁启超那一代人。梁启超们是第一代盗火者,也是第一代在中国的土地上放火者。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则是第二代盗火者和放火者。启蒙之火,在第二代盗火者和放火者的努力下,燃烧得更其熊熊。在这里,我们不妨仿照伯林的句式,对梁启超、陈独秀等两代中国启蒙者做一次“捍卫”:他们也许太褊狭,对人类的经验事实往往也会判断失误,但是他们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们试图把中国的老百姓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反残忍、反压迫;他们跟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败坏人们生活的勾当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并且取得了可观的胜利。因此,我站在他们一边。

虽然是仿照伯林的句式,细心的听众也会发现,我对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捍卫”,与伯林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捍卫”,在用语上有微妙却又重要的差别。这两次启蒙运动,并不是完全可比的。最大的不可比,不在于时空的巨大不同和理念的某种相异,而在于后果的两样。欧洲启蒙运动尽管当初也不乏阻力,但毕竟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西方世界大获全胜。而中国的启蒙运动,比起欧洲来,要艰难曲折得多。从梁启超那一代开始的启蒙运动,尽管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但还远远不能与欧洲启蒙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时间虽然过去了百来年,但在最基本的方面,启蒙先驱者的目标,还仍然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所以,当伯林说欧洲的启蒙思想家“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战斗”时,我却只能说中国的启蒙思想家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启蒙之路在中国之所以远比在欧洲要崎岖坎坷,与启蒙思想是一种外来物当然有重大关系,但这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也不能说是决定性因素。中国政治专制的历史特别漫长,专制的机器经长期打磨和“完善”而特别牢固、细密,专制文化特别发达而善治人心,这才是使得启蒙在中国特别艰难的关键性因素。已经故去的李慎之先生说得好,几千年来,“专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一方面,欧洲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价值观念还远没有覆盖所有应该被其覆盖的地方,欧洲启蒙运动的光芒还远没有驱散所有应该被其驱散的黑暗;另一方面,在启蒙运动的故乡欧洲,启蒙运动正在经受质疑,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价值观念正在被冷峻地反思。但是,如果从整个世界着眼,人们应该看到启蒙的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处在中世纪或类似于中世纪的状态。在这些地方,专制统治者给人民的身心都戴上了重重镣铐,恐怖是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万马齐喑、道路以目、秘密警察的鼻尖甚至伸进每个人的卧室;在这些地方,暴君以强权维持对自己的“崇拜”,暴君的生日是全民最大的节日,甚至人民也真的盼望这样的节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日子里,才可能吃上一块水果糖、半块巧克力;在这些地方,暴君口含天宪,为所欲为,即使有所谓的法律,也不过是统治者手里的泥团,任意地令其忽圆、忽扁、忽长;在这些地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和人民的啼饥号寒形成鲜明的对比,少数统治者生活得令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最富有的人也望尘莫及,而人民则是供养少数统治者的“蚁民”;在这些地方,人命如草芥,杀戮和死亡、鲜血和白骨是惯见的景象。这样的地方还等待着启蒙思想的照亮。

欧洲启蒙运动中很多人既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伏尔泰也好,狄德罗也好,他们既写思想性的文章,也以文学的方式启蒙。应该说,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人类的启蒙进程。当然,自古就有愚民的文学,自古就有蒙昧主义的文学,但是自古也有“启蒙”的文学,“启蒙”的文学总是让一些人恐怖和畏惧。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唐代有一个诗人叫韦庄,花间派代表性诗人,写过一首叙事长诗,有1666个字,叫《秦妇吟》,写的是黄巢造反军占领长安期间的情形。这首诗揭露了两个方面,既揭露了官军在长安的为所欲为、鱼肉百姓,也揭露了黄巢“起义军”的残暴。黄巢之乱平定后,韦庄其他的诗,上流社会都很喜欢,但是这首诗因为揭露了官军的暴行,让整个上流社会非常排斥,韦庄自己也害怕了,自己的集子里不收这首诗,而且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提这首诗,以至于这首诗一千多年来失传了。大家都知道韦庄写过这首诗,但是是什么样子大家都不知道。直到民国初年,才在敦煌的洞里发现了这首诗。民国时期,这首诗重见天日。但是1949年之后又消失了。因为这首诗不仅揭露了官军的暴行,还揭露了农民军的暴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啊,是正义的、革命的、伟大的,怎么能是你说的那样呢?于是这首诗又没有了。30多年之后,到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才又重见天日。

为什么有人要美化“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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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文革”。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化“文革”,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文革”中有平等,并且“文革”时期的平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文革”中有民主,并且“文革”时期的民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文革”中没有腐败,所以“文革”是反腐防腐的最好方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我毫不怀疑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文革”中有自由,并且“文革”时期的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他们可以用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文革”的歌颂,表达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赞美。他们从西方绕行到东方,从古代迂回到当代,千方百计地证明着“文革”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已故作家浩然,在“文革”中是大红人,所以他不同意把“文革”称为“十年浩劫”。但他毕竟同意称“文革”为“十年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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