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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玲:般若,般若

[来源:文学报]  [2012/6/23]
2008年夏天,在一次专业苦读中,正为遭遇太多节奏快、语言粗糙的长篇小说郁闷时,却惊喜读到一部语感敏锐、优雅执着,思绪在上海香港双城和缓重叠流动,而故事主人公——两对夫妇的人生也在这两地时空上交错,在巨变时代中煎熬、奋争、飘零乃至幻灭的小说。整个故事在对时代与人性的反思和拷问中,矛盾寂寥,一地沧桑,充满着悲剧色彩和宿命感。我记住了这部长篇:吴正的《长夜半生》。

于是,我读了吴正大部分作品,掩卷之余印在脑海的是四个语词:双城,女性,意象,般若。

“双城情结”的书写,是吴正作品被称为当下中国 “双城记”之所在,这种小人物在大时代的飘零异变,这种视上海香港既是故乡又是异乡的漂泊者的悲怆,也正是吴正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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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吴正前半生的记忆,这种切实的影响一生的经历,有快乐的童年,美好的青春或残酷的青春,20年后回到上海已经物是人非,而定居静心下来的寻找更是面目全非,城市的外观,曾经的弄堂,记忆的人心。吴正找不到他的“上海”了,而现代的香港又是别人的城市,双城的生活不仅使吴正深切地感受到两个地域空间之间的反差,以及异质文化的反差,甚至感受到时间的倒流和空间的逆转,时代的变迁和变异感强烈地冲击着吴正,这份强烈而独特的感受,也使他的“海派”书写有异于别的“海派”,因为他是在两个自己生活的城市中行走体会,相互观照找寻,蓦然回首,他已失去了故乡,双城既是故乡又是异乡。漂泊者的悲怆一如他的诗歌《雨晨听肖邦》:“无规可循/无柱可倚/无巢可栖/无乡可归/更无时代可属”,于是,上海的记忆与香港的有关记忆重组了他笔下的双城,一种深刻的历史换位使他对渐行渐远的上海文化唱起了挽歌,“立誓在此,绝情也在此”只有“隐没在现代雨空的/凄蒙…”。沧桑凄切,笔下人物矛盾迷惘,很深很浓的历史况味跃然纸上,并使吴正的叙述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女性。吴正的挽歌,为上海,为现代社会的功利,更多是为他笔下人格分裂的女性。那些在大时代挣扎的小人物,在异变过程的煎熬,大多体现在两性战争中,尤其是男性的忧郁症患者和女性人格障碍患者之间,令我们窥视到人性的某些阴暗面,以及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思考。吴正把两性战争推向了一种极致,惨烈、残忍,乃至沉沦,极具悲剧性。无论《深渊》里的莉云与文宇,还是《长夜半生》的湛玉与兆正、雨萍与“我”,《刺背蝎的女人》的姚娜与育航、“强疤”、郭正义等等。她们与吴正近年笔下的女性多是被异化为欲望的利器、冷酷的杀手,此间少了《上海人》时期笔端对女性的“同情的理解”,男性视角对欲女的单一批判,成了他后期小说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作者并不掩饰他的鄙视,她们时而被隐去名字称之为“薛女”、“范女”等等。其实,在中国的土壤,无论哪类女性,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历史震动,早已深化到性格的内在分裂,因此,四分五裂的中国女性的灵魂,既无力对抗人类愚昧,也无力对抗现代男权社会,鲁迅先生早说过这是一个铁屋子,这是中国女性的文化境遇及其命运,因而充满苦难与悲剧。这也是吴正笔下那些追求自由追求欲望并自私残忍的女性,无法逃脱悲剧命运的所在。吴正忽略了以女性的经验洞察历史,忽略了追问女性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忽略了对笔下人物多些客观多些同情的理解,一如他给予笔下那些男性的理解和关怀,乃至追求健康情感的力量与人性温暖。

作为女性读者,我期待着吴正下一部新作能弥补女性人物塑造上留下的这个空白,或许可以在两性战争中互换或交叉两性视角,或许会扩大小说的容量与艺术张力。

意象,吴正善用意象。也许源于他的诗人出身,意象在他的诗歌里,是他的情感和智性哲思的载体,是隐喻,是寓言。意象在他的小说里则是一种通道、视角与寓意,是情感的辐射力和生活的象征性。如《长夜半生》立交桥的意象,寓意着分别在上海香港的两对男女同时同步同行的人生,交叉重叠却不能互相沟通,似乎很近却冷漠隔离,小说锋芒直指现代人性的深处。《后窗》的后晒台,少年站在后晒台“望那扇扇装饰着花点布帘的后窗”,看一扇扇后窗里面的一个个人生,小说瞬间被打开,并辐射四方。此外,《后窗》从某个角度上也是成长小说,某个后窗里的范母女,催生了后晒台上少年性意识的早熟,催生了少年人生与精神的成长,后窗颇具象征意义。还有《刺背蝎的女人》身纹的蝴蝶、眼镜蛇、赤火红蝎等等意象隐喻着一条邪恶险峻的人生通道。还有《肾》的蜘蛛,《胎记》里的胎记。作者很有想法,每一部小说都在意象的隐喻和象征中,使人物藏在故事之下,藏在文字深处,并展现出时代和人性的多重性,小说也变得意味深长,精美简练,充满了诗性。一如他的诗歌写了那么多的水,泪水、雨水、泉水、溪水、湖水、海水等等的,水的意念很强,真是上善若水,令人心动。还有《深渊》里的狼眼、恶梦,这种寓意深渊般的现实与梦幻交错的痛感,特别是男性的忧郁症患者与女性人格障碍患者间悲剧性的互动,惨烈至极,乃至坠落。面对这样的他要摆脱的生活,吴正企望般若。

诗集《异度惊醒》三卷:云舒,云卷,般若。表明着作者在云卷云舒的心理状态下,正缓缓进入一种般若的境界。如果说“双城”“女性”是吴正小说的内容,意象是表现手法,那么般若,便是作品的境界,作者的情怀,颇具宗教意味。般若是佛语,即智慧之意,般若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是道体上根本的智慧。如此禅意何尝不也是一种意象?苦难与内心的合谋,悲怆与超脱的相应,决定了吴正的书写专注开掘人物内心的煎熬、挣扎与绝望,那种濒临绝境和死亡突降的惨烈,奠定了他文本的沉重与低郁的叙述基调;而诗人的气质,促使他以敏感的文字,对现世对物质主义和现代社会的思考表现出忧伤与批判,并借以宗教超越自我。吴正以独特的心理体验书写着现代男性的心经,并藉此追求心魂,使小说在开拓人性与人生上,颇具境界与深度。

然而,浊世之下,般若之境,对于敏感而幽怨的生命,只是高悬于前路的明灯。因为忧愤而矛盾的吴正不可能超越自我生存的时代,也不可能漠视他天天行走的物质双城,他只好边奔波边默念心经:般若,般若。它们形而上,也是形而下。

明心见性,吴正走在我们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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