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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一谈:纯粹的写作精神是最重要的写作品质

[来源:齐鲁晚报]  [2012/6/25]
蒋一谈上世纪80年代末考进文学氛围浓厚的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出版社工作,觉得生活无望,随后辞职。1993年正式写作,出版《北京情人》、《女人俱乐部》等长篇小说。此后,依靠胆识和运气做出版赚了钱,40岁开始重拾写作,专攻短篇小说。在评论家笔下,蒋一谈的短篇小说具备诡异多变、复杂丰富的艺术风格。日前,蒋一谈的新小说集《栖》出版,蒋一谈接受本报采访,解析其短篇小说创作,畅谈自己对写作的深层次理解。

>>用中性笔法去写,不能着急

齐鲁晚报:《栖》是以城市女性为主人公的主题小说集,男性作家在写女性时会有优势吗?为何女性值得作家去关注去书写?

蒋一谈:写作上是否有优势我没有仔细研究,从过往的生活经验来看,男裁缝和男厨师的成就通常比女性更显著一些。

我喜欢关注弱势群体。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女性承载的社会角色可能是最复杂的,在社会和家庭里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劳动,获得的却和男人不同。另一方面,女性本身是个矛盾体,她们渴望改变自身,却又由于知识和教育的差别,不能深刻地了解自身。她们想重建自己,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不知不觉阻碍着自己。女性的觉醒和独立是女性走向自身的重要的心理和行动路径,女性的觉醒之路还很长。我会继续关注城市女性,未来还会为她们写一本小说集。

齐鲁晚报:《栖》里很多故事太悲凉,为何以悲剧为主?这是您对“女性”深入思考而得出的吗?还是您的人生观就是悲观的?

蒋一谈:我觉得是无奈吧。生活就是这样。我在努力消解我写作时的男人心理和姿态。我反反复复提醒自己,这一次要放平内心,用中性笔法去写、去呈现,不能着急,不能进程太快,哪怕故事慢一些,再慢一些,我只想探寻到故事里女性人物的细腻内心。未来不可知,而生活要继续,这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

>>短篇小说的结尾部分是最后的文字赌博

齐鲁晚报:在《栖》里面压轴的《疗伤课》是不是写作难度最大的?

蒋一谈:《疗伤课》的确是写作时间最长的一篇。这个故事的启发点来自于一个欧美精神治疗报告。在我看来,这是科学研究和数据。有了这个依据,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描述同性恋的故事。女性受到伤害后,谁会帮助她?谁能持续帮助她?想帮助她的人能真正帮助她吗?需要更多安全感的女性常常得到更多的意外伤害,而意外恰恰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齐鲁晚报:感觉您很注重小说以什么方式结尾。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如何去设计或者构思结尾?

蒋一谈:相比结尾,我更在意小说的开头,通常情况下,故事的结尾都是未被设定的。我佩服那些先想好故事结尾再去写短篇小说的作家。我不习惯这样,或者说,我还不具备这个才能。对我而言,短篇小说开头难,结尾部分顺利前进。结尾极其重要,但在我的写作思维里,短篇小说的结尾部分是最后的文字赌博。

>>你跟自己赌气,社会现实会跟你赌更大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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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当下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不多,像您这样连续出版多部短篇集的作家更是少见。为何在当下的中国文坛,短篇小说这么不受待见?

蒋一谈:人要生存,这是天理;还要生活得好,这是人道。如果写作短篇小说不能很快获得读者认可,不能为自己和家庭生活带来更好的收入,为什么要写呢?这个时代,生活应该放在第一位,文学不需要跟自己赌气——你跟自己赌气,社会现实会跟你赌更大的气。

通过比对,现在读者阅读国外小说集的比例越来越多。短篇小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辉煌过,现在处于慢慢抬头的阶段。这个时间点很好,因为我们更需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我们的读者有了更自觉的阅读需求,更开阔的阅读视野。我想为这一部分读者写作。我能感受到,有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把写作视线转移到短篇小说写作上面。这是好事。

齐鲁晚报:提到长篇,一个关键因素应该是写作的技巧,而短篇小说好像更依赖于一时的灵感,是这样的吗?您专注于短篇小说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写长篇的欲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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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一谈:所有的写作都离不开灵感和技法。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随笔、戏剧等等,都是重要的文学表现形式,而文学又是人类所有艺术表现形式里的一种。从2009年至2019年,我会专注写短篇小说,我也会写一部长篇小说,但这个长篇小说一定是由多个短篇小说相互勾连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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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您多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就是“中国当代大作家如此之少,跟读者普遍的文学修养粗浅有直接关系”。您觉得当下的大众阅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去纠偏?

蒋一谈:土壤影响种子。在整个文学阅读和写作的世界里,读者是土壤,作家是种子。土壤包裹着种子,想要另辟蹊径的作家需要更多的力量和阳光支持,反之则深陷其中,成为泥土的一部分。我想,成为一名合格读者要有一个基本点,那就是质疑精神,不能盲目相信。我们的文化缺乏的就是质疑精神,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的动力和可能。

  >>我会放弃追逐技法,更多关注自身哲思

齐鲁晚报:您既在故事上探索当下,又在技巧上追求多种叙事的可能,您想在写短篇上成为一位怎样的作家呢?

蒋一谈:博尔赫斯是地道的小说大师,我在35岁的时候远离了他,因为他的短篇小说不能给我更多的写作动力。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的文学感受和表达方式。我会逐渐放弃追逐那些技法,更多活在自己内心,更多关注自身哲思的作家,哪怕他们是文学大师。我感受自己,又要忘却自己,我会尽可能多地描写中国人和中国家庭,持续关注他们的疼痛和迷惑。

齐鲁晚报:您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蒋一谈:写作天赋、写作热情和持续不断的写作训练。缺一不可,因为森林是由一棵棵的树木围拢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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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现在中国很多作家通过写作过上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您怎么看作家的富裕与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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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一谈:人以群分,我过我的生活。现在,写作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金钱。从写作挣钱的角度上来说,我是穷人,温饱而已。谁也脱离不了时代生活,而命运又在神秘地左右我们的写作。穷能转富,富能变穷,谁能说得清?这个时代,纯粹的写作精神可能是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写作品质吧。

记者 师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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