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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在“史学品格”与“现实感怀”之间

[来源:文学报]  [2012/12/18]
于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传媒史交叉处的学术研究,这是陈平原面向广阔而又纵向深厚的“学问”。而在这重重学问下,他更呼唤学者的“温情”、文人的“情怀”,因而他撰写了多部随笔集,借以关注现实人生,“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学问”与“温情”,可看做是陈平原的两大人生底色。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您与钱理群、黄子平的“三人谈”,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此后您一直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新近出版的《假如没有“文学史”……》一书可以看做您对这一问题的阶段性总结。文学史该如何写,这是贯穿三十年来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写出一部自己满意大众认可的文学史书甚至是有些学者的最终目标。有评论称,您的努力似乎是在力图“摆脱以教材为中心的‘文学史’情结,关注兼及大学课程、著述体例、研究思路、知识体系以及文化商品的‘文学史’,将‘文学史’纳入到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夹缝中”。

陈平原:你提问的后半句,有点绕,半通不通的,虽加了引号,不是我的原话。好像是摘自此书广告,而那广告又是在撮述我刊于《读书》2009年1期的《假如没有“文学史”》。原文是这样的:“在我看来,‘文学史’是一门既可爱又可疑的学问。为此,我写过不少文章,质疑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学史’情结。从一九八八年追随王瑶先生思考‘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算起,我之关注兼及大学课程、著述体例、研究思路、知识体系以及文化商品的‘文学史’,至今已有二十年历史。……总括起来,不外是在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 ‘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我的主要著述属于广义的“文学史”。不是面向大学生、取居高临下姿态的“教材”,而是与国内外学人平等对话的“专著”或“论文集”。那时候,我关注的是作家评价、思潮论述、著述体例等,不断花样翻新,目标是撰写“好的”文学史。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倾向于“重建文学史”,即借助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的视野,审视百年来中国“文学教育”的得失成败,反省“文学史”的工作目标,重新建构此知识系统。

就像我在三联版《假如没有“文学史”……》的“小引”中所说的,这么做,并非全然抹杀“文学史”的价值,而是蕴含“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反省与质疑。质疑眼下遍地开花的“文学史”著述,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呼唤“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的“可爱”的文学史。至于我个人能否写出合格的、被学界认可的“文学史”,不是很重要;若能推动中国的文学史著述逐渐从“以时间为线索,以排座次为旨归”,转向“以问题为中心,兼及叙事能力与理论发现”,则于愿足矣。

记者:上文您提到“在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由此不难看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您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和胡适为中心,阐释了中国现代学术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推崇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对您而言,重要的是章太炎、胡适的学术姿态,而不单单是他们的学术思想内容,这样的态度是对学术脉络和历史进程的看重。是否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研究者们,有必要了解、追寻前代的治学传统,从而选择自身的学术之路?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在国内外学界评价不错。本书在思想史的视野中谈论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转型,论者大都表示赞许。另外,不少书评提及作者“别有幽怀”。此书的撰写,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但选题本身很大程度是为了解决自身以及一代学人的精神困惑。正是这种压在纸背的“现实关怀”,才使得此书“那样地切中当代学人的心病”。“读《建立》一书有一种读史之乐,历史需要今人这样谈论,才会显得亲切可爱; 今人需要有人这样谈论历史,才会觉得寂寞得慰,困惑得解。”(参见李书磊 《陈平原学术观讨论》,《文艺争鸣》2000年3期)最近到马来西亚讲学,在不同场合,有几位年轻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及此书,都说读后“好感动”,尤其是辨析“学术与政治”那部分。我一听就明白,不是这书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们也身处类似的环境,面临同样的选择与困惑。

我的专业是文学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现实感怀”而关注学术史。如此半路出家,史学根基必定不及专治思想史或学术史的学者。1998年,《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刚出版时,我曾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采访,当时就自我表白:“对我来说,‘学术史’既是一项研究课题,也是一种自我训练:在触摸近百年学术传统的同时,不断调整研究思路,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甚至寻求安身立命的根基。因而,此举既牵涉才智,更关联心态与性情。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需要热情,更需要恒心,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假定研究的边界,也不预言前面是坟场还是鲜花。这种相对个人化的、与学界主潮若即若离的状态,是我的自觉选择,目的是保持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也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专著问世,但还是没能达成自己最初设定的目标。只是在“史学品格”与“现实感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一追求没有变。

若借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眼光,同样是做学问,“启蒙期”之“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与“全盛期”之“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二者最好是兼而得之;若实在不行,非二选一不可,我更倾心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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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为学术最重要的生成地和成长地,大学近年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您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大学教育史引进的是西方教育体系,而“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号召,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仅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而在当下“融会中西教育的尝试或许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您提倡“大学管理之组织,书院教学之精神”。其实中国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许正是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缺失了传统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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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我在别的地方说过,要讲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西化”最彻底的,莫过于“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不管是进入“985”、“211”,还是普通高校,都与传统中国教育没有多少精神上的联系。1925年4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德国作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称对于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其质与量不能估价过高”,晚清以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实际上,自从书院制及科举制被正式废除,中国人对于自家传统教育方式,信心始终不足,不存在“估价过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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