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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传统,重读《诗经》——评《清代<诗经>学研究》

[2013/11/9]


两千多年来,《诗经》曾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早在春秋时代,《诗经》在社会生活中就有广泛的应用,《左传》中就有大量引诗用诗的例证。实质上,《诗经》是先民继承前代文化遗产、领略礼乐文明精髓、掌握社会交往准则的经典文本。对于立志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士人来说,学《诗经》无疑是获取话语权的初阶,所以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教育其子孔鲤时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学《诗》,不只记诵字句,更要经世致用。

孔子建构起“六经”经学体系之后,《诗经》又承载起独特的文化功能,两千多年之中,《诗经》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就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诗经》学之兴盛的原因也不全在此,《诗经》中的大量篇什,描写了人类最真挚的感情、赞美既文质彬彬又胸怀抱负的君子以及平凡而精彩的牧歌般生活,有谁不愿拥有这美好的瞬间?可以说,一部《诗经》阅读史,未尝不是一卷人间心灵史。这才是《诗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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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经》成为经学要籍之后,研究者代不乏名家,而以汉、宋、清三朝的成果最为显著。现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古诗序》(或称《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阐释著述。到汉代,著名者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为今文学,起初是显学。《毛诗》后出,是古文学。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毛诗》定于一尊,从而形成了《序》、《传》、《笺》、《疏》的严密体系。在注重对字义、名物的训诂和考据,着力于经文本义的疏通理解和典章制度注释的基础上,将诗歌与政教相联系,宣扬王道礼仪,功利色彩浓厚。宋代虽然有“疑经之风”,但由于经学归于朱子之理学,《诗经》学仍在严密连贯的解说体系之中。《诗经》的史料化是学术转型的一面,汉代以来的分经而治,转变为分科治经。分经而治是每一经自成体系,以经为中心,并不与“通经”相悖;分科治经则以学为主(参林久贵、周春健《中国学术史研究》)。

清代开始全面整理与研究传统典籍,《诗经》自然不会例外。清初,学术界响起复古征实的呼声,《诗经》的研究呈现出多元格局:或以古说为宗,注重训诂考证;或以《诗集传》为宗,专注推阐诗意;或不主一家,兼采众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戴震的《毛诗补传》堪称佳作。嘉道间,更有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通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三部名著问世。晚清时期,《诗经》学的研究重心转向今文经学,著述颇丰。维新派(今文学派)和革命派(古文学派,或称国粹学派)“都必然地趋向变革,而变革的结果,都是取消了传统经学”(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接续这一变革、影响最大的当数梁启超。梁启超说:“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固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一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

“五四运动”以来,以文学治《诗经》者,最有名的当数郭沫若在而立之年所作的《卷耳集》。自称大胆的郭老,“选译”的是彻底的离经叛道(参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诗经》被定为“文学作品集”,摇身变为“先秦三百”,仿佛是《唐三百》的直系老祖。探讨《三百篇》的“真”(科学实证)与“美”(文学审美),便自然成了研究的康庄大道。“如果只是把《诗经》当作单一的文学作品,显然是不恰当的。单一的研究模式不仅难以全面体现《诗经》的价值,而且会让《诗经》研究再次陷入新的困境”。《诗经》被文学化、史料化后,现在更成为各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无疑使曾经是整体的《诗经》日渐支离破碎。实际上,这与推翻传统经学这个权威的“革命”思路是一贯的。这种碎片化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现代人?获得审美享受之后呢?了解先民生活情状之后呢?答案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给出。因为《诗经》是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其价值在于展示,又似乎与我们毫无关系。

诗意在自由,而反对权威是现代人的自由德性。“权威在于阐释的唯一性”,现代人乐于将“诗无达诂”视为传统内部的反叛而作为自由阐释的根底。但《春秋繁露》所谓“诗无达诂”,乃以“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为根本,“大义”被解释为现代的“诗意”,现代人的空疏可见一斑。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从《诗经》到“三百篇”,被“革”掉的正是经学之“大义”,亦即善恶之别。“五四”学者们艰难地在清代《诗经》学术传统中绎出“科学精神”和“审美价值”,却轻易地放过传统经术的最关键之处:有识之士心中的“经学无用”论(参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在现今看来无疑是“道德无用”的讽刺,我们和德先生、赛先生一起迈入了善恶朦胧的现代。经学在现代的尴尬,其实是现代人品质平庸的尴尬。孔子曰:“小子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们,都需要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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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于学的何海燕女史因之伏案数年,撰写出这部《清代<诗经>学研究》,不仅对清代《诗经》学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专题研究,在点面结合的基础上揭示清代《诗经》学的学术特征;而且对当代《诗经》学研究中一些不良现象进行的反思。作者反对“善恶价值”的迂腐,以及其对诗意的歪曲。主张“对《诗经》原义的追求,应当是《诗经》研究中永恒的主题”,极端地讲,经学的《诗经》所寻求的是圣人的“原义”,或“微言大义”。的确,面对如此贴近生命的《诗经》,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会有自己的独特感受。作者认为,如胡承珙,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屈服于“古说”无疑是错误的;但我们要问的是,从切己感受出发,追寻圣人的“大义”,在品质上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提高?没有无界之自由,亦没有无限的审美。所以,作者主张,作为经学的《诗经》不管多么迂腐,它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有一个坚强的中心;二是切己的。圣人说:“《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仅有艺术审美的价值,还有“思想内容上的价值”,现代学者应当从“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博物学、学术史”等角度来对《诗经》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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