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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梁小斌住院:反思中国当代诗人生存窘境

[来源:艺术中国]  [2013/12/24]
市场化失败,决定了诗歌只能按等级社会中的传统方式来运作,即:写诗本身无法盈利,但可以将其兑换成影响力,再把这些影响力变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诗歌之所以出现井喷现象,创作更自由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当时这个兑现链条相对完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现代社会越来越扁平化,等级间藩篱被渐次拆除,在今天,芙蓉姐姐、凤姐等的影响力比普通诗人要大得多,从而压缩了后者的生存空间。

诗人们错过了上岸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饿死诗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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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中国诗人的职业身份主要是四种:一是体制内专业诗人,二是各国营单位员工,收入不高,生活相对安定;三是校园兼职诗人;四是流浪诗人。

在市场大潮冲击下,这几种职业的诱惑力迅速下降,大批诗人投身商海,以从事出版业的为多,比较成功的有李亚伟、万夏、楚尘、沈浩波、叶匡政等。

出版业制度环境差,导致市场不规范,盗版、欠款等行为泛滥,真正成功者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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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以后,随着各大学待遇猛增,当年下海的学者们纷纷回归,出现了一个“上岸潮”,遗憾的是,绝大多数诗人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一方面,“上岸”需要人脉资源,非诗人所长,另一方面,诗歌不算专业,大学能提供的教职极少。

不适应市场,又无法“上岸”,诗人们不得不在诗与生活间痛苦抉择。

4.诗歌之路在何方?

外国诗人比咱们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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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外的诗人是怎么活的呢?

今年63岁的安妮•卡森是一个奇迹,她的诗集销量一般,但她不断斩获各种文学奖,出道以来,她的总奖金额已超80万美元。

而过去几年诺奖热门作家阿多尼斯的主业是大学教授,用他的话说,一生写诗从没赚过钱。幸亏他留在了大学里,对于诗人而言,这也许是最理想的状态。

还有一部分诗人靠基金会养活,在社会相对发达的国家,诗人只要知名度足够,申请一份创作基金并不难,但创作基金有时间限制,一般是1-2年,且管理严格,挪用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是在约定时间内,诗人有了一个相对安逸的创作环境而已。

再有就是所谓的“地下诗人”,他们主要有三种生存方式:

一是诗歌朗诵会,收入虽少,但比较有保障,国内诗人也曾尝试过,但在沙龙文化、酒吧文化不够发达的前提下,听众不会为此付费,朗诵会无法盈利。

二是出版私人杂志,发行量虽小,但经营得当,不仅能提升知名度,还会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

三是各种兼职。

虽然国外诗人活得不算好,但对于真正热爱诗的人来说,只要能放弃虚荣,就足以坚持下来,与中国诗人相比,他们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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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人误解了自由

虽然在国外当诗人不难活,但他们在选择这一职业时,往往更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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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职业作家,这是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需要良好的职业规划,三思方能后行。

相比之下,许多中国诗人却认为职业规划是反诗歌的,是庸俗、堕落的行为,他们更喜欢率性,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

这背后,是对自由的误解。

当年严复曾力主将自由翻译成“自繇”,因为他看到东西方所说的自由截然不同。当中国人说起自由时,是一个自我的、生活的概念,追求绝对无约束、放松的状态。而西方人的自由是一种形而上的概念,带有较多的政治含义。

在中国,许多人向往自由,却并非自由主义者。

自由的前提是自治,即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误会,认为诗人就要随心所欲,就要完全靠感觉来生活,这样才叫有才华,结果遇到问题时,因心理准备不足,他们往往落入怨天尤人的境地中,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别人,认为自己的麻烦都是这个不读诗的时代造成的。

反思职业精神

事实是,中国古代从没有什么职业诗人,不能拿古人来说事,在今天,既然选择以诗歌为职业,就应有职业精神,就应超越简单爱好的层面。

许多诺奖获得者当年在选择作家这一职业时,都是慎之又慎,为了养活自己,海明威、斯坦贝克、马尔克斯等当过记者,福克纳当过编剧,在今天,左手打工,右手写作是常态。在文学的世界外,现代人还要食人间烟火。置种种俗务于不顾,很难长久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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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小说,中国当代诗歌更接近国际水准,但也要看到,中国诗人往往是出了一篇好作品后,便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们的成名作让人充满期待,可从那以后,他们几乎不再进步了。

不是中国诗人们不努力,而是不良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抑制了他们的进步,他们以为自己因率性而成功,便刻意夸张自己的率性,甚至以排斥理性为荣,结果,他们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随着当初沦为下层的痛感渐渐被淡忘,则虚伪、装腔、生硬等等弊端将日益凸显出来。

与国外不同,中国诗人之间彼此联系极少,很难形成一种影响社会的力量。只有出现极端事件时,大家才会想起彼此的存在,而自组织涣散,同样加剧了诗人们的生存困境。

结语

诗人梁小斌住院,折射出当下中国诗人生存的困境,在我们感慨正在远离诗意、期待诗人自力更生之余,我们能否也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文学基金,或者类似的机构,能够帮助这些经济不怎么宽裕,但文学成就又比较高,特别是在体制外的这样一些特殊作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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