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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诗坛:为何当代中国诗歌难获国际认可?

[2013/12/24]
[摘要]从形式与语言来看,中国当代诗歌不乏佳作,但从诗歌的精神价值来说,中国当代诗歌几乎没有灵魂。这种没有灵魂的诗歌与西方坚守的诗歌精神背道而驰,当然难以获得西方社会认可。



图为刘野油画作品《镜中的天使》

刚刚过去的11月,诗坛声音不断。先是著名诗人梁小斌重病住院,引发诗人圈集体募捐和诗人生存境况的讨论;之后,由北岛发起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又如期启动,吸引了不少诗歌爱好者的目光。本届“诗歌之夜”因为汇聚了世界各国的诗人而被冠以“国际”之名。谈及“国际”,中国当代诗歌未免尴尬,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当代诗歌没有伟大的诗人,也没有伟大的诗篇。为何中国当代诗歌难获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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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材视野狭窄 诗作单一格局小

哲学宗教精神缺失 中国当代诗歌气魄小

自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朋友》以来,中国现当代诗歌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中国当现代诗歌脱胎于新文化运动,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向西学习,实行文学改良的结果。遗憾的是,中国诗人从西方诗歌中学到的只是诗歌的形式,并没有学到诗歌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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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诗歌的灵魂,指的是诗歌的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奠定了诗歌的格局和气魄。西方诗歌的主题思想源于重哲学思辨的希腊文化和强调人神关系的基督教精神。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使得西方人感情丰富,重视现世享乐,同时也重视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

所以,西方诗歌一方面通过宏大的场面,弘扬英雄主义,推崇个人主义,渲染人之情感;另一方面又有寻求人终极拯救的超越精神,而表现终极价值的宗教精神始终贯穿于诗歌之中。西方诗人对人与自我,人与神的关系探讨较多。从荷马、但丁到叶芝、艾略特,西方诗人总是满怀激情地试图穷尽宇宙的本源与精神的本质。

西方诗歌的发展脉络一直没有中断,所以诗歌的精神实质从未改变。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倾向于表达普遍性,比历史更哲学、更有价值。爱默生认为,真正的诗人与哲学家是一体的,都是在阐释“美”与“真”。西方人对诗歌的理解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哲学的、理性的、普遍性的、真诚的、美好的。

中国当代诗歌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几乎是平铺直叙地描写现实生活、社会现象,缺少知性、哲学性、宇宙性。从形式与语言来看,中国当代诗歌不乏佳作,但从诗歌的精神价值来说,中国当代诗歌几乎没有灵魂。这种没有灵魂的诗歌与西方坚守的诗歌精神背道而驰,当然难以获得西方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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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花雪月闺秀味足 中国当代诗歌视野窄

西方诗歌的主题多样、题材丰富,尤其喜欢书写死亡、爱情、自由、英雄、历史、环境等永恒性的主题。下面选两个中国人几乎没触及的主题,简单举例说明。

先看对死亡的探讨。西方人探讨死亡的角度极富创新,如,瑞士诗人比尔吉特·坎普珂的《脉搏》用人与脉搏的关系与互动来解构自杀时的幻景色彩,以对自身、生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体认;俄罗斯诗人日丹诺夫的《鸟儿死去的时候》用子弹射杀了鸟儿后却在哭泣来揭示死亡与制造死亡者之间的隐秘关系。

近年来,西方诗人开始探讨生态环境问题,这也是当代中国诗人所欠缺的。尤其是爱丽丝·奥斯瓦尔德等英国女诗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她的诗集《芦苇与野花》,深入解剖人与生态的关系,深获好评。德国诗人萨拉·基尔施后来也转向对自然生态的探讨,如代表作《在夏季》等。

还有一些诗人另辟蹊径,如,英国诗人露丝·帕德尔的《达尔文诗里人生》,用诗歌的形式写了达尔文的一生;英国诗人米克·伊姆拉的《失落的领袖》,以一首长诗讲述了苏格兰历史;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通过一个个细小的事物,来揭示流亡者的血泪史。

从题材上看,中国当代诗歌表面丰富,实质是较为单一。正如庄因所说:“我们随便浏览一下中国当代的诗歌,就不难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属于情感型或生活型,爱情、爱国、怀旧等等……中国的新诗太小家子气,没有脱离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闺秀味。”这些诗歌的格局太小,很难创作出具有普适关怀的东西。

当代中国诗歌中也有关切现实的作品,如打工诗等等。这些诗歌局限于独特的环境、地区、行业与事件中,很容易变得事件化和政治化。离开了事件和环境背景,马上变得一文不值。这些诗歌依然是狭隘的,没有普遍性。对不了解事件与环境背景的西方人来说,几乎无法理解这些诗歌的内涵。

二、政治阴影 诗人缺少独立个性

意识形态左右写作 诗人个性泯灭

从早期的自由派与格律派的争鸣,发展到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融合,中国现代诗歌经过二三十年的探索,慢慢走上成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政治阴影下,很多诗人的创作无法离开政治背景。慢慢的,意识形态对诗歌创作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兴起了“新民歌体”运动。“新民歌体”是抗战时期的街头诗、朗诵诗的继续,体现的是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解放区的诗人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教育下,满怀深情地表达农民翻身做主的喜悦之情,以及对压迫的憎恨和对共产党的感激与热爱。《东方红》《十绣金匾》《翻身道情》等诗歌就产生于这一大背景下。

进入当代的中国诗歌,带着“战时文化”的思维方式,进入“和平时期”,在政治思想上有着高度统一性。为理想献身的青春热情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调,极大影响了公众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于是歌颂革命、歌颂党、歌颂领袖等成为诗歌的核心使命,即“颂歌体”大为盛行。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新华颂》、胡风《时间开始了》都以开国大典为题材,歌颂新中国的诞生,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随后兴起的政治抒情诗,强调阶级、国家、民族、集体,具有政治性和鼓动性,诗人的个人价值完全泯灭,工具性明显,艺术性较差。发展到“大跃进民歌体”,写诗成了全民的工作,男女老幼全都参与诗歌创作。这些诗作有集体,没有个人,更像是机床生产的产品,而不是诗人创作的艺术品。后期兴起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也不过是政治力量推动的文艺活动,核心还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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