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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名宦硕儒诗稿

[2013/12/28]
如果从数量上看,乾嘉时期可能是中国诗歌史上创作诗数量最多的时代。几组数字即可见一斑。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三年辑刊《国朝山右诗抄》六十卷,得人六百二十余家,收诗五千九百多首,附见诗一百二十首;阮元《两浙輶軒录》四十卷得人三千一百三十三家,收诗九千二百四十多首。王昶《湖海诗传》四十六卷,得六百余家。铁保法式善主编的《熙朝雅颂集》收八旗诗人五百三十家,诗作六千余首。由于乾隆朝科举恢复试贴诗,作诗之“范本”纷纷问世,如吴锡麟《有正味斋诗》、法式善《存素堂试律》、王芑孙《芳草堂试律》、何元烺《方雪斋试律》、何道生《双藤书屋诗》等等。

何以会有如此整个官僚社会之“风雅”?

根本在于这时有一位特爱诗之“风雅”的皇帝乾隆。他为沈德潜的《归愚集》写的序表明了他“迷”诗的状况:“德潜老矣,怜其晚达而受知者,唯是诗。余虽不欲以诗鸣,然于诗也,好之习之,悦性情以寄之”云云,这么一“好之习之”便作了四万多首,难怪天下风行之!

于是,上行下效,多讨帝王之宠。文学侍从、乡会试考官、学政、封疆大吏、举子生员无不习诗。诗人群体与宦官合一,学者诗人官员三位一体。

我们这儿收集的诗稿,便是乾嘉盛世这一诗风极盛一时的历史见证。

一、    名宦贤臣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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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一辑六人之外,余下75人,巡抚以上官员有20人,足以表明乾嘉之际官员政客之风雅化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多有善政。

汪由敦、英廉、曹秀先、翁方纲、朱珪等人,皆位居中枢,嗜好招饮作诗,以推风颂之习。汪由敦是乾隆时期重臣,雍正二年进士,因擅长文学经史论被招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文章典重有体,以才学著称,为人低调,行事谨慎,是乾隆倚重的要臣。书法力追晋唐。去世后,乾隆命集其书为时晴斋贴十卷勒石内廷。

朱珪、朱筠兄弟名重一时。朱筠制说文在学术史有重要影响,其说文四端即部分、字体、声音、训诂为六书研究指示途径。朱珪从政初年即以文学受知,后在多地为官、善举一时传为佳话,如官安徽巡抚之时,皖北水灾,驰驿往赈,与村民同舟渡,宿州、泗州、砀山、灵壁等处,民无流亡。至嘉庆朝,因曾为其师,更为朝廷倚重。曹秀先先后历工、户、吏三部右侍郎。乾隆三十六年晋礼部尚书,充《四库全书》馆总裁。为官清廉,并用自己的俸禄为家乡置义田,兴办义学,兴修水利,并获御赐“秩宗衍泽”;同时勤于著述。翁方纲官运亨通,非常受乾隆宠爱,但“迭司文柄,英才硕彦,识拔无遗”。曹文植历官刑、兵、工、户诸部侍郎,后擢户部尚书,为官持正,不附权臣和珅,以母老引退,其子曹振镛也历任三朝工部尚书,且多有佳绩。孙尔凖、吴荣光、陈希濂皆为封疆大吏,且政绩有著于时。特别是孙尔凖担任闽浙总督期间,在治理福建尤其是处理台湾事务政绩突出。

特别值得注意是:这里的几件满清贵胄的诗稿,尹继善之子庆桂、乾隆十一子永瑆、铁保之弟玉保,豫亲王多铎后裔辅国公裕瑞、崇恩,辅国将军永忠,皆有诗集遗世。从庆桂与袁枚的唱酬和诗中,可见袁枚与尹继善、庆桂两代人的深厚交情。永瑆、玉保、裕瑞、崇恩、永忠的诗也丝毫不逊色于汉吏文臣的应景之作的水平,从一个重要层面揭示了介于宫廷和士子阶层之间的“朱邸”诗人群体的风貌,充分表明乾嘉之际从皇亲贵胄到普通官吏的普遍风雅化之追求。

英廉、钱载、尹嘉铨不仅为官政绩突出,做人亦同样有良知,特别是钱载为官三十年官至二品,致仕休养还靠卖画为生。三人数札唱酬之作殊能难得。一方面见证了三个高官的愉乐生活的风雅,另一方面也由这些唱酬表明三人在运用汉语言文字高超的声韵和文字功底,特别是经历尹嘉铨为父请谥从祀之有清一代最为特殊的大案,还得以留存如此之完善。(详后文)

汪由敦、汪启淑二人官位相差虽然甚大,但二人均为乾隆时期的一流人物。汪由敦深受乾隆帝宠爱,而王启淑对藏书、收集自先秦以降印谱的《正鸿堂》藏印,清代时已珍贵非常,其墨稿真迹亦为藏家追捧。

二、    学人硕儒诗稿

此处学人称谓稍微宽泛一些,涵盖学者、诗人、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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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者有钱载作为继朱竹垞之后的秀水派领袖,被钱钟书称之为以“学问为诗”从而达到泛滥地步的弄潮儿。翁方纲是“肌理说”倡导人,纵横乾嘉盛世数十年,那个时代罕有不受他的影响者。张问陶与赵翼、袁枚合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其诗创作在清代文学史上可誉为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石韫玉,不仅诗的成就突出,对清代杂剧的创作,是清代戏剧史上闪光的篇章之一。

在美术上,陆恭、奚冈、缪晋、吴树本、陈曼生、梁同书伊秉绶等对中国绘画和书法之发展不仅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也是纵览清代美术均不可不知的代表人物。如董浩之画,甚为乾隆之喜爱,堪比沈德潜之诗,且经乾嘉二帝亲笔题咏收于《石渠宝笈》。

更为值得关注的还有一批大学者。汪启淑对古印的研究、收集整理,可谓开创了以摹印之流转研究文字演变史的先河。桂馥的《说文义证》与同时之段玉裁、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为中国文字语义学的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该书以“贯通字用”,从古至其所处之时代的文献进行了一次系统清理,为文献证引之准确与否做了一次最为全面的订正审校工作。邵晋涵史学成就和经学成就皆可谓为乾嘉时期之冠;他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精审准确,其《孟子述义》、《榖梁正义》、《尔雅正义》等,发前人所未发,启后之来者。难怪钱大昕会说:“言经学则推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 洪亮吉不仅诗写得好,大义凝然,敢为天下先,为言朝政之弊险些被处斩,同时《春秋左传诂》也是经学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且是中国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第一人。孙星衍与洪亮吉一样被时人称之为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精研金石碑版大家,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均堪称善本;他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标志清代古代经学达到最高峰。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对乾嘉之际的“汉学”“宋学”之师承和源流及基本观点第一次做出了系统的梳理。

这些学者、诗人同时也是官员,为学造就一个时代,为官造福一方水土。如洪亮吉之痛斥时弊,谢振定烧和珅家违制车马,伊秉绶解除冤狱,孙星衍兴义学等等。正是这样一批饱学硕儒,为官为政为学,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承继中华文化正宗血脉的璀灿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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