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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遗民学人诗稿浅说

[2013/12/28]
一、七位明遗民学人的三种人生态度

这一辑收集有明末清初七位明遗民的诗稿。除阮晋林生平不可考外,其他六人恰好代表明亡后整个知识分子即“士”这一阶层的三种态度。

第一种以王铎为代表,面对朱明王朝的倾覆和势不可挡的八旗铁骑的汹涌之势,选择与新的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在历史剧烈嬗变之际,选择殉节者有之,而选择“识时务者”更有之。一时豪杰之士如赵之龙、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龚鼎慈诸人均易帜新主人,对民心之流向影响巨大。但对士人的名节之沦丧,终究是一种心灵的折磨。吴伟业临死嘱“死后敛以僧装”“勿起祠堂,勿乞铭”或许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吧!(《清史稿·文苑一》)王铎当然为更著名代表人物,不仅官运亨通,而且诗书画俱佳,为时人所重。

第二种态度是起初把生死置之度外,抗击满清军队南下,失败后隐逸民间,讲学著书,甚至出家为僧以保“士”不仕二主名节,这以傅山顾炎武为代表。二人均被征召应“鸿博”,均以死抗之。如顾炎武称赞傅山等诗云:“关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称。”而自己则是“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不论是“金马客”还是通过他的外孙徐乾学来要他应“鸿博”,他早就准备好了绳子和刀,以了此生。洪亮吉《江北诗话》说顾炎武的诗有“金石气”应该就是这种“苍龙日暮”“老树春深”的悲怆雄阔的境界吧。

第三种态度就是亲见腐朽黑暗的朱明王朝的一个又一个起事之王的惨败,对“复明”越来越成为昨天,接受现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这可以以尤侗为代表。《清史稿·文苑一》对尤侗的描述可见一斑:“侗天才富赡,诗文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康熙十八年,试鸿博列二等,授检讨,与修明史。居三年告归。圣祖南巡至苏州,侗献诗颂。上嘉焉,赐御书‘鹤栖堂’额,迁侍讲。”“天下羡其荣遇。”可见世风已变,也因此成就了一代卓越文学家,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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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梅先生研究,尤侗杂剧有五本,《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吴梅说“曲至西堂,又别具一变相。其运笔之奥而劲也,使事之典而巧也,下语之艳媚而油油动人也,置之案头,竟可作一部异书读。如《读离骚》之结局,以宋玉招魂,《吊琵琶》之结局,以文姬上冢,此等结构,已超轶前矣。至其曲词,正如姗姗仙骨。”(吴梅《词曲论著四种》,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1——198页)

江山易主,世风似还是昨日之世风,文人墨客各行其事。或许有了新朝代的欣欣向荣、社会安定,保证了尤侗的戏剧创作,从而在文学史上催生了几朵最璀灿的奇葩。

尤侗此处的这首诗,与其名篇“鹧鸪声里夕阳西,陌上征人首尽低。遍地关山行不得,为谁辛苦尽情啼?”(《闻鹧鸪》)的绵邈深沉,意蕴含蓄相比,以宁静安闲的水墨画的境界,把平凡生活的场景描绘得诗意盎然,确如康熙大帝誉“真才子”也!

二、清初明遗民知识分子群体代表之顾炎武、傅山、黄云、王节

每每为后代人敬仰的是那些为信仰而践行蹈义的人,如顾炎武、傅山、黄云、王节等,此处这几件墨迹,大致勾划出了那个时代的南北一大群明遗民知识分子进入清朝后的心理状态和人生取向。

据宣统三年刊刻由丁宝铨所辑《傅先生年谱》记载,康熙二年癸卯,傅山57岁,四月至辉县访孙奇逢,同年顾炎武访先生于松庄,并与之有五律一章二人依韻唱和,山阳阎百诗来松庄与先生论学。康熙三年甲辰,五十八岁,李因笃与先生饮与阳曲崇善寺。康熙七年戊申,六十二岁,戴本孝至太原来访先生。康熙十年辛亥,六十五岁,沛县阎古古访先生于松庄,并于九月九日与阎古古、潘次耕“觞古古于崇善寺”。康熙十三年甲寅,六十八岁“是年顾宁人有寄先生土堂山中诗”。在康熙十八年乙末,七十三岁抱着病躯被逼着赴京应举荐,至京师三十里外死拒不入城,乃以其老放还并乃“恩赐以官”。先生名声大振,满清官员争相青眼相待。先生且“游淮安经月”;据载,求诗求字“门限几断,又数为淮民脱冤”。大有神话之嫌!

但交往,诗论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如《夏峰先生年谱》载:“太原傅青主山过夏峰为其母贞耄君求志墓,先生重其人,随手书与之。”【清】张穆编撰《顾亭林先生年谱》载即此年顾去太原拜访傅山,第二年拜访孙奇逢。而傅山年谱只说傅访问孙奇逢而未言及为母求志墓,似编撰者为傅山讳。

引述于上述诸人年谱之相互交往的史实目的在于这样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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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清兵在南方节节大胜,朱明王朝已无望,南方思想精英纷纷北移,特别是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与学界领袖,与北方思想和学界领袖的交游,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新篇章。

其二、阎古古、潘次耕、戴本孝等人皆为明王朝危亡之际的反抗志士和先锋。戴本孝父亲戴重和潘次耕之兄潘柽章即为抗清而死。阎古古与阎百诗之父阎修龄(1617——1687)皆为淮扬之地抗清领袖,与顾炎武早年抗清斗争共谋事,北徒以治学复兴文化大业,以保自身名节。他们诸多重要活动又都是由淮安为基地。

其三、傅山淮安之游如此受到追捧,原因应在于此地曾为南方江淮之间反清复明重镇。顾炎武身前后多次赴淮安从事抗清斗争的斡旋。此之时淮安是中国最发达的漕运中心,商贾云集,交通便利,离南京又最便捷,便于筹集军费,汇聚各界精英。

傅山年谱中所记述的上述诸事,都与淮安联系起来。而此墨迹中的诸人如傅山、黄云、王节、顾炎武,又都和反清复明休戚相关。他们至少有三点相同:1、在明朝均为诸生、举人,家世躬耕读书,以圣贤相期许,以天下为己任。2、在明朝危亡之际,愤起反抗。3、不仅自己险遭牢狱之灾,为忠良和贤臣蒙冤以死相救。4、明亡后清兴,作为前朝精英,绝不仕清。

王节和黄云均因魏忠贤阉党残害,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人直接或间接冒死相救名垂九洲,虽一在苏州,一在泰州。关于王节的记载不多,寥寥数话,言其工诗善画,构别业于雁岩古里,名小辋州,人以“摩诘后身”称之。生平尤尚气节。关于黄云,此人应是明清剧变之际,泰州举足轻重人物。明亡清兴,多次被举荐应“鸿博”力辞不就,过起了隐逸的生活。如其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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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一邮传,百岁亦过客。踯躅古与今,劳劳事行役。生忧在富贵,死忧在竹帛。于中有逸民,遗世而独立。抱名逃空山,不愿入载籍。斯人苟不存,天地削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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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谓为明遗民而转成“逸民”的典型代表:傅山年谱里所载的在康熙二年、三年,这些南方抗清战线的精英纷纷北游,与北方学界领袖寄希望于精神上的独立和宏扬华夏儒学正统。因此,虽不愿“载籍”,但还是相信,“斯人苟不存,天地削颜色”,似乎精神上依然“安享”着丰富的财富。傅山写给孙奇逢的诗正是担心这位大儒隐迹村野,不问世事。千古圣贤之薪火岂可湮灭乎!顾炎武的《王官谷》也恰好是这种思想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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