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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作者

[作者:袁进]  [来源:社会科学]  [2007/9/18]
内容提要:近代“同光体”作家常常被视为“顽固派”,其实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并不拒绝改革,也主张引进西学,他们只是反对完全用西学代替中学,仍然坚持以中学为本位,尤其是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立场,这就是他们复古主义的依据。他们普遍采取一种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力图打通中西古今,复兴中国文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强调写诗要抒写自己的感受。他们在创作上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古代文学“黍离之悲”的传统,达到近代很高的成就。

关键词: 同光体;反对西化;家国之悲



在近代作家中,“同光体”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同光体”诗人因为民国建立后大多继续怀念清朝统治,而帔学界目为遗老遗少,视为“顽固派”,在文学史叙述中常常受到歧视;其实这是很片面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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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体”诗人当年大都是改革者,积极投身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并不是“顽固派”,他们在文化上大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并不反对引进西学。沈曾植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在京师创办“强学会”,主张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张之洞聘请主持两湖书院讲习。后又被盛宜怀延请主持南洋公学讲习。义和团运动时,参与策划“东南互保”。戊戌变法前,陈三立帮助父亲陈宝藏在湖南推行新政,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廷请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等,促使“湖南士习为之大变”。戊戌变法失败,陈三立父子都被革职。庚子事变后,陈三立虽被开复原职,仍拒绝复出。袁世凯托人邀他北上,他不肯到京。溥仪典学,有人推荐他当老师,他力辞不就。郑孝胥1891年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1892年任驻东京领事,后任驻大阪和神户的总领事。回国后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906年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24年任溥仪的总理内务大臣。陈衍早年曾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戊戌变法后,又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任官报局总纂,后进京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民国建立后,曾任厦门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的教授。仅从这四个“同光体”主要作家身上,我们便可以发现:他们在清代都是洋务派、维新派官员,为“洋务”和“维新”出谋划策,有的人还为改良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他们从来就不拒绝吸收西学,相反,他们曾经鼓吹引进西学,甚至还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过切实的贡献。陈三立参与过江西南浔铁路的创建,程颂万开设过工艺所,郑孝胥主持过汉口铁路局并任总办等等。把他们视为拒绝改革的“顽固派”,实在是冤枉了他们。

但是,处于清末民初社会更迭之际的“同光体”诗人的政治理想不是民主共和,而是君主立宪。当民国,建立之后,他们不能像梁启超那样顺应时代潮流,投身共和;而是像康有为那样坚持君主立宪,留恋大清。他们普遍采取一种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力图打通中西古今,复兴中国文化。陈三立曾说:“吾观国家一道德同风俗,盖二百余年于兹矣,道咸之间,泰西诸国始大通互市,由是会约日密,使命往还,视七万里之地如履户闼,然士大夫学术论议亦以殊异。夫习其利害,极其情变,所以自镜也。蔽者为之溺而不返,放离圣法,因损其真。矫俗之士至欲塞耳闭目,摈不复道。二者皆惑,非所谓明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者也。君子之道莫大乎扩一世之才,天涵地蓄,不竭于用,傲然而上,遂滂然而四达,统伦类师万物而无失其宗。”他们固守中国文化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正确的说法是:“同光体”作家并不反对引进西学,但是他们反对完全用西学代替中学,仍然坚持以中学为本位,尤其是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立场,这就是他们崇尚复古主义的依据。

于是,“同光体”作家对于“现代性”的态度就表现得颇为复杂,像福柯所说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与传统断裂的态度,“一种使现在‘英雄化’的意愿”,这种“现代性”是不可能出现在“同光体”作家的身上,他们对于传统是太留恋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与西方不同的,西方的现代化是原发性现代化,他们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而断裂,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性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挑战下被迫接受的现代化,“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意味着“西化”,这就意味着文化传统的断裂。对于这种文化上的“西化”,“同光体”作家是抗拒的,他们留恋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把这看作是立国之本。沈曾植解释“专制”:“‘天动而施曰仁,地静而理曰义。任成而上,义成而下。上者专制,下者顺从。’《易纬》之言专制,非不美之辞也。不解近儒不为新学者,何亦畏此二字。”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沈曾植在美化专制,其实不然。沈曾植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并不是专制主义者,他坚持的是用中国自己的“专制”概念,而不是外来的“专制”概念,中国的“专制”概念不必屈从于外来的“专制”概念,反对文化的“西化”,这种反对不是说拒绝吸收西方文化,而是反对中国原有的文化语言变成西方的文化语言,这种坚持似乎是在争夺话语权,其实却是看到了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在坚持中国文化的传承。这种面对外来文化挑战的回应,有保留的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反现代性”,也应理解为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回应。它本身就具有“现代意义”。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文化上的被迫“西化”却是必然趋势,这种回应也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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