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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赋取士并非始于唐代

[作者:何易展]  [来源:《文史杂志》2007年第4期]  [2007/9/26]
当然,这些说法都是有史可稽的。《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白居易列传》载:“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又,《隋书》卷六十六《李谔列传》李谔上书说:“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用词赋为君子。……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一载薛登《论选举疏》亦记此事云:“……有梁荐士,雅好属词;陈氏简贤,特珍赋咏……逮至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李谔论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择士,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帝纳李谔之策,……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尽管李谔所论亦包括当时骈文,但当时所谓“文词”、“词赋”、“雕虫”者,显然指诗赋无疑。朝廷“以兹择士”正是以诗赋取士。特别是炀帝继位,又变李谔所倡的改革,“置进士等科”,后生“复相仿效”。所谓“复”者,大概是又置进士科,重新以诗赋取士,所以“后生之徒,复相仿效”,“缉缀小文”。

另外,《隋书》卷七十六《文学·杜正玄列传》记杜正玄一云:“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学相授。……开皇末,举秀才,……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晋王行参军,转豫章王记室。”可见,隋世确有试赋的先例。而且,《隋书》卷三《炀帝纪士》记大业三年(607)夏四月甲午诏曰:“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魏晋以后人所谓“笔”就是散文,“文”则专指韵文,包括词赋诗歌。“善文”是绝对具才学的表现,可见“诗赋之优”亦应属“毕举”或“随才升擢”之列。隋大业取士并非仅着眼于“学识”,而是兼包甚至侧重于“才艺”。“才艺”即是“文章”、“文艺”或“文学”。它在儒者的眼中是“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由此可见,在唐宋及以前的一些文学家眼中,典丽的“雕虫”与经世的“章学”并不矛盾。在隋唐选举的实例中,多既重经国“学识”,又重文章“典丽”。其“文章”正是“雕虫”之艺,是典丽文才的见证。雕虫之文与经国之学的结合,使试诗赋逐渐走向律赋经学化。



我们再来看前面提及的永隆二年“试杂文”的情况:

《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载:“贞观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而师旦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旦问之。对曰:‘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新唐书》卷二百一《文艺上·张昌龄列传》及卷四十四《选举志上》亦载此事。于是陈飞说:“早在调露二年刘思立奏请之前,进士科就已经有了试杂文的先例。”[13]有学者也说:“永隆二年诏,只是将由来已久的考杂文定为常规。”[14]

按唐玄宗《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新制)[15]和《条流诏》(旧制)[16]的考试内容来看,“杂文”项分别为“诗赋箴铭论表”和“箴铭论表诗赋”,标准分别要求为“华实兼举,义理惬当”和“洞识文律,义理惬当”[17]。从文体概念而论,诗赋相对于箴、铭、论、表,其对句式和音韵协谐的要求才是始终一贯的。

“文学”一词最初统包文学与学术,时至两汉二者始分。博学谓“学”或“文学”,美辞谓“文”或“文章”。而“自南朝刘宋一代开始,‘文’、‘笔’之说兴起,有韵的诗、赋谓之文,音韵的要求,成了对文学体裁的一种衡量标准。”[18]而在隋代,所谓“文”则更偏重于诗赋。刘勰《文心雕龙》亦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

唐调露、永隆年间所谓试“杂文”,徐松在《登科记》卷二《条流诏》“进士试杂文两首”下注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陈飞据《唐会要》卷七十六等记载的“考其文、策全下”而认定“当时进士并非‘止试策’了,还应有‘文’”[19]。所谓试“文”应该专指试诗、赋。唐代所言试“杂文”者,大概便因为所试又不仅止于诗赋,亦包括论、赞、颂、表之类,故谓之“杂文”,而不专谓试“文”。学者所谓始于唐代的“杂文专试诗赋”[20],也止于进士科常科而论。其实,于进士特科或一些自举或荐举性的选举中,试诗赋是早已存在的事实。《唐会要》卷七十六所说“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大概便是以“试赋”为特科或“加试”,然后再“试策”;而后来以试诗试赋成为“常制”,且逐渐演化为进士科(常科)主要试诗赋。

从《隋书》列传记载薛道衡、杜正玄、李德林等入仕经历来看,在隋代诗赋之优已是入仕的条件之一;而如何检验这种诗赋之优,恐怕试诗试赋的过程是免不了的。尽管这种择士的方式可能多数情况不属于进士科常科制目取士,或者为常制前的特科或“加试”,或者为自荐、代荐、诏荐等方式。诚如《隋书》卷四十一《李德林列传》记李德林说:“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学识,固不待言,观其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如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

综上略可推知,大概隋代试举已兼采表论与诗赋。至于王定保、赵翼、徐松等认为的永隆二年或神龙、开元间始“试杂文”,“以赋居其一”[21],大概主要就是指进士科的常科而言。

注释:

[1][20]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P27,P27

[2]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P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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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皇甫煃,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J],南京师院学报,1979(1)

[4][5]韩银政,诗赋取士:唐代新兴的人才选拔制度[J],文史杂志,成都:2006(5)

[6]许结,制度下的赋学视域[M],南京大学学报,2006(4),90-99

[7][15]全唐文:第一百八十卷,第三十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2

[8][12]许结,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M],学术月刊,1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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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A],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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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8]高光复,赋史述略[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P164-165,P175,P164

[13][17][19]陈飞,唐代试策考述[M],中华书局,2002,P127,P132,P123

[14]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P572

[16][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第一百六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21][清]徐松,登科记考: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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