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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住尘香花已尽:胡适先生的异国恋情

[作者:钱文忠]  [来源:钱文忠博客]  [2007/9/26]


题目涉及三个人,相关的书却是两本: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同出版社同时版。这两本书都有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版本在先,我也都曾读过,但无法购藏。两本书的焦点显然是胡适,而今皆由胡适家乡的出版社刊布。这段因缘自然不能不让人高兴。

先说两本书的书名吧。《论学谈诗二十年》,尽管书名大概是我很尊敬的余英时先生所拟,却因了胡杨二人不管他们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以诗人自居却实在都更是学人的缘故,主要还是论学,谈诗的成分微乎其微,尽管作了“论学谈诗”这样的前后安排,却总是给我一种名不副实的感觉;不过,这七个字的平仄实在颇为讲究,读起来抑扬顿挫,给人一种绚烂归于平淡的美感。再加上副标题里的“胡适杨联”更是吸引了我。《不思量自难忘》就大不同了,选自苏东坡《江城子》的这六个字,又岂止周质平先生在“翻译书后”中说的“道尽了胡、韦两人五十年的深情和相思”,那种回肠荡气的幽悠怨恋砰砰然撞击着一眼瞥见这本书的人,无法克制阅读的欲望;副标题里的“胡适”、“韦莲司”更是使对胡适有所了解的人即刻想起这段“热烈而真挚的感情”(周质平先生语)。别人如何,不敢悬揣,我自己确是想起了“风住尘香花已尽,欲语泪先流”的。

从内容上看,《论学谈诗二十年》收录了胡适致杨联函88件,杨联致胡适函117件,共计205件。时间跨度为1943—1962年,“二十年”云云正是实录。编排非常仔细,按照时间、来往先后为序。对这些函件中涉及的人物,编者做了有节制的注释,虽然注文偶有可商之处,还是对读者大有助益。可惜的是,错字不可谓少,特别是外文的排印,问题颇大。不过,似乎也无大碍。读者展卷一过,仿佛不间断地聆听了两人二十年的娓娓长谈;或者追随两位文史大家的杖履,在中国传统文史的宝山间进行了一次目不暇接的远足。也正因其漫长而连续,文史修养不足的读者难免会像脚力不胜的旅人半途而废,难以卒卷。

《不思量自难忘》则收录了韦莲司毕生珍藏的胡适来函175件,时间跨度为1914—1961年,长达几半个世纪。原件当然是英文。明眼人不难看出,周质平先生的译文是很用了心的,力求“信、达、雅”之余,似乎还有心替胡适用中文写情书,努力回复胡适的独特风格。这就更让我感佩了。(有些地方大概是由于专业限制的缘故,翻译略有小误:比如,第77页,译Hirth为“贺斯”,似不知此君有中文名“夏德”;又如,第171页,将日本学者Takakusu回译为“高草”,当为“高楠”,恐是由Takakusu误读为Takakusa致误。)编排也是按照时间先后,周质平先生还别出匠心,用短短几个字来标示每一封信,起到了关键词和提要的作用。这在书信集的编撰中是不多见的。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像《论学谈诗二十年》那样将双方的书信一并收录。读者听见的就只能是胡适一人半个世纪的独白倾诉了。周质平先生在“翻译书后”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的话:“在这幕悲剧之中,他们两人是编剧,是导演,也是演员,有时还充当观众。幕启时,既无掌声,也无嘘声,两人悄悄上台,没有脚本,也没有对白,但男女主角却动情卖力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喜剧。”如今,原本就凄清寂寞的两个人还“弱了她一个”,叫人何以堪受?但是,和《论学谈诗二十年》毕竟不同,这种“主角缺席”并不必然就对阅读和同情的理解带来困难:男女之间的相识、相悦、相知、相恋、相思、相守原本就不需要什么“史”、什么“脉络”,更不可能、不应该、不允许和“专业”有任何关联。爱情是古今中外人心皆同的。学术的对话也许会因了两造是胡适、杨联而价值大增,爱情的对话却并不因了两造之一是胡适并因此吸引了喜窥名人隐私者而就殊象特见。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韦莲司的缺席,竟许是一种正合了“此事古难全”的“不应有恨”的“残缺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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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莲司·胡适·杨联”是依照三人的年龄排列的,这本是由于我无法想出“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题目而出的无奈之举。即便如此,我的蛇足之言也不打算顺着这个次序来谈,我想反其道而行之:先说杨联和胡适,再谈胡适和韦莲司。

这也还是不得已之举。《论学谈诗二十年》有余英时先生的长篇序言,对这些书信的背景、胡杨两人的交谊与个性异同都有极其精到的说明。尤以要言不烦地点明胡杨二人都是“学术本位的自由主义者”,令我信服。余英时先生更指出,胡杨的师生关系是戴震所谓的古代的“师友之间”,本质上始终不失为学人的胡适又深受现代价值的影响,完全接受了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因此这种论学就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语录,而是体现了一种苏格拉底对话式的精神。胡杨论学二十年,达到了“相悦以解、莫逆于心的至高境界”。这些也就足以说明《论学谈诗二十年》的独特价值了。然而还不止于此,余英时先生论学是向来少留剩义的,于是就还有更重要的一段话:“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看,这一册书也未尝不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劫后余烬。这一堆劫后残灰,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后世读者凭吊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沧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将会激发来者的弘愿,踏在前人所遗留的业绩上,重振‘中国文史之学’!”

我还能多说些什么呢?还是接着余英时先生说吧。

“踏在前人所遗留的业绩上”,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论学谈诗二十年》里前人遗留下来的似乎并未及解决的问题,这对今天几乎丧失了提问能力的中国的特别是大陆的文史学界应该不无裨益吧?

举其大者,胡适在信中希望杨“将来给我们一部最合学理又最适用的中国文法”(第38页)。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六十年了,我们敢说有了吗?杨联1944年9月14日致胡适信谈到的“我对于南北朝制度有一个看法”(第64页),这个看法非常具体入微,我们在研究中意识到了并予以应用了吗?1949年10月起,胡杨在几年之间往复多次从象棋的来源讨论到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路径问题,推测佛教极有可能最早由南方海路传入(第110页、第112页、第157页等),我们证明了或否证了吗?杨联在信里提到“将来有功夫也许作个《释氏要览引书考》之类的文章”(第114页),我们体悟了这个题目的妙处了吗?《神灭论》的年代和产生背景(第142页),我们真的就断然无疑了?佛藏和宋元两代纸币购买力有什么关联(第144页),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里会有问题吧?三生业报和祸延子孙的根本区别何在(第151页),我们是否已经可以说得更清楚了?名字中的“之”的确切含义以及是否与天师道有关(第297页),我们恐怕就没有像胡杨二人那样就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加以功错吧?“新莽”之“新”是地名或美字,有何传统渊源,与经今文学、经古文学有什么关系(第318页),我们脑海里有过这个疑问吗?等等等等。这个问题的单子很可以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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