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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全非 诗人不能承受之重

[作者:杨芳]  [来源:文摘报]  [2007/9/26]
1982年初,唐晓渡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作协《诗刊》社工作,1998年离开。数十年来,唐晓渡亲历了这份刊物以及中国新诗由兴及衰的全部过程,如今他叹息道:“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辉煌已过

唐晓渡前去报到时,正值这份刊物经历了“文革”刚刚复刊不久。《诗刊》是1957年在臧克家和徐迟的提议下正式诞生的。一张发黄的照片上,显示出1962年4月19日诗歌座谈会的字样。朱德、陈毅、郭沫若等人站在正中央。另一页是历任主编的介绍,臧克家、李季、邹荻帆、高洪波等人。《诗刊》最高时发行量曾达到54万份。

上世纪80年代,韦锦在山东德州师专读书。北岛的《回答》、江河的《纪念碑》、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弧线》、郭路生的《我的最后的北京》、西川的《挽歌》……都是他记忆里难以忘怀的诗篇。韦锦把全年的《诗刊》装订成册,摆在书架或案头最为显眼的位置。

那时,一年三元两角钱的订阅费,是笔奢侈的费用。韦锦一年的开销也不过15元钱。然而,这位忠实的读者却在2003年终止了订阅。因为这份刊物已经无法带给他当年那种心灵的冲击了。

如今,随着发行量的直线下滑,《诗刊》变得举步维艰。据悉,目前刊物的稿酬仍维持在10多年前的水平,平均一首诗50元,编辑月薪更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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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诗歌

那些记忆中的青春面孔,如今大多数已经远离了诗歌:舒婷在鼓浪屿成了半个隐士,徐敬亚迁居深圳从商,徐国静转行搞起教育,顾城在新西兰自杀……连一度风靡校园的偶像诗人汪国真也不写诗了。其工作室主要为企业、风景区和城市创作宣传歌曲。

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查建英,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参加民间文学刊物《今天》聚会时的情景。曲曲弯弯的胡同深处,一户人家里坐满了人,表情都特别严肃,大家把文学当作天大的事情慷慨陈词,“讨论起来简直就像讨论上帝的真理”。

在玉渊潭举办诗歌朗诵会则是另一番情景:里里外外站满了人,还有些外国记者,最外圈是警察。不少年轻人上前念诗,其中有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陈凯歌。

那么,如今的诗歌朗诵会又是怎样呢?几个诗人回答:“现在诗歌朗诵会能有40人就相当不错了。有时免费还没人来听呢。”

现境尴尬

如今提起写诗,非但不是一种荣耀,甚至会变成一种羞辱。一次商务酒会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我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随即听到台下一阵嘲讽声。

罗露西是个华裔女诗人。两周前,她回国座谈“女性诗歌和情感世界”的话题,希望相约几位女诗人。熟料找了一圈儿也没有结果,最终只好拉几名男性诗歌学者代替。20多年前,在北京报摊上到处都可见到《诗刊》,可如今,即使到邮局也难觅踪影。

一篇题为《中国,我的诗歌丢了》的文章写道:“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再能证明才华……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

诗人西川的总结更为直白:“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戴错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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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西川说:“上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有人则把当年的诗歌比作政治天气预报。《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反映人民心声的职责本来属于媒体,但由于没有其他渠道,人们只好借助诗歌。”因此才出现了那个年代难忘的场面: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诗歌评选能收到数十万选票;《诗刊》在工体举办朗诵会,其场面比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还喧闹。

许多当事人并不认为这种错位对于诗歌的发展有利。在他们看来,这是一贯的中国文化弊病——“全民文化势利眼”。西川说,“过去诗歌火了,很多人追捧。同样的,如今诗歌衰了,大家都唾弃。”诗人们悲哀地意识到,自己以及诗歌正在被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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