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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纷说明史,有谁看懂了明朝?

[作者:王家范]  [来源:史学研究网]  [2007/9/26]
西方的资产阶级由于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冲破重重的阻碍,才最终掌握政权,所以他们即便掌握了政权,仍旧明白维持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控制是不可缺少,大量征收商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来保持强大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在冲破阻碍,与反对他们的势力搏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培养了自己对军队的组织控制能力。所以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他们依然有强大的力量能对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明朝则不同,资产阶级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他们只想着政权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效劳,而不希望这个政权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东西。他们整个阶层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来为支持这个政权多出一份力气呢?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这样,一旦因为某些意外变故,旧有的政府结构崩溃瓦解,他们就像失去了保护的孩子一样,完全手足无措,根本无力自己去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社会,更谈不上组织军队。在外来侵略势力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只能剩下听天由命,任其宰割的份儿了。

与沃勒斯坦一样,杜氏也深深痛恨资产阶级。但沃勒斯坦恐怕不会想到,他的中国信徒却回过头去寻找皇帝的支持,退回到“前现代”,而不是走向“后现代”,还嫌明朝的“前现代”统治不够强烈“威权”,这不值得深思吗?杜氏在编织这个高论的时候,充分利用了我们对明代“现代性”的研究成果(对此,我一直有强烈的保留),也利用了批判“前现代”的成果,这种引申固然非这些学者的原意,但也反证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许多可以反省的地方。对此,我不能展开讨论了。

最后,回到我前面暂时悬挂着的另一点感想,或许是我今天最想说的话。读网文的收获,就是能够比较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历史争论有些怪异,也不无偏激,但其背后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当下人看历史和看现实互动的思索方式。像杜氏那样正面提出的以及旁涉、引申出来的许多问题,很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这个时代青年人对历史的关切,其实更多的是对自身命运的高度关切;更是反映了在不充分透明的思想文化教育环境下,青年一代思想取向彷徨不定的窘态。

说实说,我对像杜车别那样的青年人,不仅没有反感,还有点喜欢。有思考总比不思考的好。但我也不会讳言自己的看法:我相信杜氏不是出于政治的功利,他的思考是认真的,对自己的见解是真诚的。那么,他的致命弱点在哪里?社会阅历太少。他没有真正尝过在皇帝淫威下过生活的味道,对皇帝存抱太多幻想,太多曲谅。再说社会这样的大字眼,政治这个人类才有的怪物,个人没有足够的阅历,真的不容易看懂、看明白。凭良心说,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还嫌少吗?用仅有的一点当下个人感受去论证历史,不简单化,才是怪事。进一步说,直接的社会阅历对一个有限的人生来说,都是不够的。那只能靠吸取前人的知识来弥补,其中读历史是一种极好的途径。如果以这样的态度读历史,一定要避免急于从历史中去找自己需要的答案,而是要让历史来滋补我们经历不足的社会经验。所以我一再要求研究生直接读第一手史料,要直接进入历史情景,不厌其多,就怕必读之书没有读够。历史上人与事的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更多人的经验,各种不同人等的经验,各种不同处境下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较充分地听到他们直接的心声,看到他们真实的想法,把这些情景尽可能多地汇集起来,再分析比较,条分缕析,或许我们能够对什么叫做社会、什么叫做政治,会有更复杂、更丰富的体认。

(原文为2007年4月7日上海研究生学术论坛的演讲,后载于《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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