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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愈散文的艺术境界

[作者:邓小军]  [2007/9/26]
一、新古文之性格及新古文与新儒学之关系

韩愈所倡导的中唐古文暨儒学复兴运动,实际是一场以新儒学为体(根本精神),以新古文为用(表达形式)的文化运动。

韩愈的思想,并非晚周原始儒学的简单复归,而是具有哲学、文化、历史的新因素,可称为新儒学。韩愈所建立的天人一体同仁的本体-人性论,和道统高于君权的道统学说,是对佛教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唐室君主带头佞佛的现实挑战,所做出的最深刻的回应,也是对原始儒学所作出的创造性发展。

韩愈的散文,亦非先秦两汉散文的简单复归,而是以中古时代的语言,更加自由的文体,表达自己的全幅人生(生活、情感、思想)的散文,是当代性、个体性、文学性鲜明的散文,可称为新古文。

新儒学不容已地要求以自由灵活的散文为表达形式,而势不可能采用比较限制思维的骈偶文体。自新儒学与新古文的亲密关系以观之,新儒学之核心即人性、人道精神,乃是新古文之本体即根本精神。人性、人道精神,照明了韩文的创作意向、题材取向、艺术境界。但从新古文本身以观之,则它更具备独立的文学性格。在我国文学史上,韩文与中唐散文,标志着自觉、独立的文学散文,已蔚为文学王国中新的大邦。

在语言构造上,韩文比较先秦两汉散文,自具有当代性。即接近中古口语,而不是接近古代文言。其词汇,更为多音节化,而非单音节词占优势;并且大量采撷口语和创造新词。其句型,更加长短自如,长句的长度更加延长,涵盖的语境更加周延。其语法,逐渐摆脱宾语前置等古代语法遗存,更加文从字顺。语言的当代性,使韩文更加生动活泼,而又文理密察。

在创作意向、题材、文体上,韩文比较先秦两汉散文,更富于个体性。它是为了表现作者自己的个人人生而作的散文,取材于作者自己的整幅生活、情感、思想。与此相适应,韩文样式自由灵活、篇数空前之多的专题单篇散文,文体更富于文的个体性。因此,韩文既不同于专为记史、记言、记述思想而作的先秦两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也不同于在骈文统治下仅仅偶尔一作、只成零星篇章的六朝文学散文。韩文创作意向、题材、文体的个体性,深刻地体现了文学散文创作的自觉性。

在文学性格上,韩文所具有的抒情性优势,使韩文与叙事性、说理性占优势的先秦两汉散文划开分野。抒情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艺术特征,构成韩文作为文学散文的基本性格。

二、由学养变化气质而来的浩乎沛然之气势

散文的本体是情感。因此,中国传统散文的理论与实践,主张文以气为主1,以气势、气韵为美。浩然气势,是韩文最突出的艺术美。浩然之气,是由学养变化、融摄气质而来的气,即由道德人性所融摄的强烈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在作品中磅礴运行所产生的美感,即是浩然气势。气势是无形的,诉诸读者的抽象审美能力,可以产生审美抒情形式之美,并且独立为美,自具自足。亦可进而诉诸读者的审美联想能力,产生形象的联想,形成象外之象,相映之美。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2正是对韩文气势美的形象化揭示。这种气势之美,与音乐的旋律之美相似。

儒家学养,是韩愈为人大节和韩文浩然气势的同一根源之地。陆象山说:“这里是刀锯鼎镬的学问。”3表示养成经受得住刀锯鼎镬般考验的道德勇气,才算具有真实的儒家学养。韩愈谏迎佛骨,痛揭专制君主怒鳞,生死已置之于度外;宣抚镇州叛军,深入虎穴正气浩然,使千万人为之慑服。这些事,没有绝大的道德勇气,决定办不到。可见韩愈的儒家学养,是真实的。

韩愈的学养功夫,得力于孟子知言养气学说甚深。韩愈《送王秀才序》云:“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又云:“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可见韩愈心契孟子,始于少年时代。《原道》讲道统,云:“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晚年所作《与孟尚书书》云:“韩愈之贤不及孟子,……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可见韩愈以直接孟子、继承道统自我承当。孟子讲知言养气:“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又云:“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4这表示:第一,浩然之气,是以道义之志统帅“充体之气”(情感、血气),以气支援志,形成志气合一的道德生命。借用宋儒的话来表述,就是“学养变化(融摄)气质。”6。第二,养浩然之气的功夫,包涵三个层次。一是“直养”,即长养自己的正直天性。二是“配义与道”,即学习道义学说,培养道义修养。三是“行有不慊于心,则馁”,即养气必须落实到全幅生活实践,如果行为有亏良心,就会损害道义修养。第三,养气达成的终极境界,是浩然之气至大、至刚、无限,充实于天地之间。孟子接着养气又讲知言:“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7依孟子,第一,知言即是判断各种言说的是非得失。第二,知言的判断力,来源于养气的道义学养。第三,养气是知言的逻辑前提,知言是养气的逻辑结果。知言的实践,亦有助于养气的提升。总之,养气知言是体用不二。

韩愈对孟子的知言养气学说,下过长期的实践功夫。这一历程,清楚地呈露于韩愈的《答李翊书》:“学之二十馀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唯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又云:“处心有道,行已有方。”韩愈此《书》,是侧重于知言、立言而讲养气,实质则与孟子知言养气说一致。第一,韩愈所讲的“不可以不养也”,即是孟子所讲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第二,韩愈所讲“存”“圣人之志”,“行之乎仁义之途”,即孟子所讲“配义与道”,“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第三,韩愈所讲“不知”“人之非笑”,“行已有方”,即孟子所讲“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第四,韩愈所讲“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即孟子所讲“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韩愈所讲“其皆醇也,然后肆焉”,亦可与孟子所讲“塞乎天地之间”相通。第五,韩愈所讲“识古书之正伪,与其虽正而不至焉者”,即孟子所讲“知言”。第六,韩愈对孟子的知言养气说有所发展。“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表示对自己所立之言,进行自我审察。孟子讲养气与知言,是从接受的角度(知别人所立之言),指出道义学养(养气)对人文活动(知言)的照明作用。韩愈则更进一步,兼从接受与创造的双向角度(知古之立言、知己之立言),给出养气对知言的照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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