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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袁宏道前期诗文理论述评

[作者:梁新荣]  [2009/12/5]
论文关键词:袁宏道 诗文理论 通变

论文摘要:袁宏道是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以他为核心的公安派文人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力主以心为师,“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他前期的诗文理论是其全部诗文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反对摹拟,主张通变,一是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袁宏道,湖北公安人,生于明朝隆庆二年(1568年),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病卒。中郎一生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不过短短二十几年,但他的诗文创作却相当丰富。他文学创作的成熟与旺盛期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这段时间。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中郎以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理论推开了晚明文学理论革新的大门,一扫王、李之云雾,对晚明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郎的诗文理论并非一蹴而成的。在万历二十二年之前,他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的诗文理论体系和文学创作风格,但他在文学道路上已经颇有建树。万历十一年,年少的中郎在县城读书期间结社城南,赋诗为文,初显身手于文坛。他在读书之暇又赋诗为文,并集成一帙,现在《敝箧集》中收有当时的一些作品。中郎的疏狂性情在此期间已经昭然可见。

万历二十三年,中郎赴吴县任职。任吴县县令前后的这段时间,是中郎文学活动最为恣肆、最富革新精神的时期。中郎虽然政务繁剧,但仍然忙里偷闲,与江盈科等友人的酬唱赠答、同游出行,还有其他文坛俊杰在他们周围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再与北京的兄长宗道遥相呼应,一起将文学革新运动推向巅峰。此时的中郎已是:“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1]而且无日不诗,进入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期,同时也进入他诗文理论的形成发展期。这一时期,中郎有许多专论诗文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极力抨击当时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同时也提出了公安派自己的求变求新的文学主张。

一、反对摹拟,主张通变

对于当时文坛的状况,中郎描述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2]

中郎认为时至今日古文已经凋敝,而那些复古学古摹古者,只是鹦鹉学舌,没有任何创造性,必然导致诗文走入死胡同。在复古派食古不化的文学主张下,诗已不成诗,文也不成文,只是一些字拟句摹的复制品。

中郎对摹拟之风深恶痛绝,并对这一现象作出尖锐的批评,称这些复古者是:“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3]因而他呼唤真文的出现来扫荡文坛摹拟之风,强调“真”的重要性,并认为文学创作和书画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贵在其真,也唯有真才能:“理虽近腐,而意则常新;词虽近卑,而调则无前。”[4]只有不断变化、求真、求新才能使作品长存于世。

中郎反对摹拟,主张通变,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5]文学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现实生活并非停滞不前,永恒不变,而是不断变迁的。因此,反映各个时代生活的文学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这是规律所然。“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6]

中郎认为,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7]

通变是文学发展的规律,时代不同,文学的风格亦不同。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产物,因而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分。那些字拟句摹的作品,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时代特色,缺乏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才是真正卑不足道的。

中郎在抨击当时复古现象的同时,从社会的、时代的立场,剖析文学变迁的过程,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虽然极力反对复古,但并不笼统地排斥古人。他主张从古人的经验中汲取有用的营养,批判的继承。他在《叙竹林集》中说:“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法其不为汉,不为魏,不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8]中郎认为无论是画者还是诗者都不应以古人的法式为师,而应以现实生活为师,并学习古人求新求变的精神。复古派不懂得“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的道理,因而止步不前,抄袭模拟,导致真文不传。中郎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揭示出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基于这个规律,明代的文学创作也应该“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创作属于自己时代的作品,而不是用一成不变的标准来苛求大家去复古。也只有这样的创作精神才会让明代的文学有自己独特的时代烙印,和汉代散文、盛唐诗歌一样流传于世,一争高下。

中郎还认识到文学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一方面要顺着社会发展这个大潮流向前不断奔流,另一方面它也要在自身内部动力的推动下前行。即随着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不但文学的内容,而且文学的形式与语言也要有所变化。

“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9]

雅之变骚,是因为骚才能更好地抒发情感。接下来,中郎以诗为例来阐述这个规律:“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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