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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袁宏道前期诗文理论述评

[作者:梁新荣]  [2009/12/5]
诗最初的功能只是泛寄抒情,而社会不断的发展已使得单纯的泛寄抒情之诗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诗歌开始走向多元化,赠别、叙事等进入诗歌的题材领域。文亦如此,也在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拓宽自己的领域。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弃旧图新中不断发展的。

袁宏道对前后七子复古主张的猛烈抨击和力倡文随时变,既是对前后七子的针砭,也为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开辟了道路。

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反对摹拟,就意味着提倡独创。中郎在否定文学复古运动的同时,提出诗文革新,强调作家要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并认为作品应是作家真实情感的流露。这是前、后七子思想僵化、盲目尊古等理论所远远不及的。他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一鲜明的文学观点,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了一套旨在破除创作镣铐的束缚,充分展示作家自身主动性的诗文理论体系。

中郎主张为文应打破一切格套,既不受任何思想道德观念上的各种束缚,也不受古文的法度规则对文学创作的束缚,任主体情感自由抒发,表现作家自身独特的风格。

首先,在内容上,中郎强调文学抒写真性情。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流露。中郎提倡诗文创作必须抒写作家的性灵,表现内心的真实情感。出自性灵者则为真诗。要想性灵真,首先要做真人,进而强调文章不是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他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11]

由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中郎主张诗人在创作上应该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即便创作手法或者艺术表现力还不够成熟,作品中多有疵处也无妨,反而会因为是本色独造语而更加有魅力。

对于什么是真诗,中郎也给出了答案:“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中郎认为复古派以传统的、陈旧的创作思路对作品进行了规范和限制,他们所摹写出来的情感不可能是真情实感。而那些出于劳动人民之口的民歌时调没有礼教规范的约束,任情而发,故清新质朴,令人耳目一新。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12]

这里提出,“真人”写“真声”的创作现象,以真实的情感抒写真实的心灵,这种诗歌才有价值。在文学创作中,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家都崇尚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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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郎强调在文学创作中应注重自然本色,即真。“真”是性灵说的重要内容,也是他论述较多、较详的内容。他曾云:+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于唐?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13]他认为性灵不仅藏于主体心灵中,也隐于客体物体之中。当心与境相交融的刹那,性灵就会激发出激情的火花。这时创作主体只要跟随心的律动,以当时涌现的语言表述出来,就是最完美的诗歌,即真诗。在那个模拟成风的时代,中郎再一次强调“真”的美学意义,并力倡大家写真诗,作真文。中郎以尚真为精髓使公安派的文学革新运动具有了明确而丰富的内涵,使得以抒写真情为特征的晚明文学,具备了较为成熟完备的理论形态。

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中郎主张信腕信口、率性而为。如何在作品中表现诗人的真情?中郎认为,诗人的真情实感应该在作品中自然倾泻,而不需任何藻饰,应该是信腕信口,率性而为。对此,他说:“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14]又说:“不肖诗文多信腕信口。”

在文学语言的要求上,提倡语言本色自然,即不加任何修饰,自然流露性灵的本色语,反对陈词滥调。他极力推举文之“露”、“本色”,在《叙小修诗》曾云: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15]

他认为在进行诗文创作时,情感跟随意境变化,文本语言跟随情感变化,作家只需担心不达其意,而不需太多考虑诗文措辞修饰等方面。即使有“露”,也是前文中提到的多本色独造语的疵处,亦是佳处。中郎如此强调自然与直露,是针对当时的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文坛风气而提出的。晚明文人多为豪放不羁之士,文学观念也多激进之论。以公安派为核心的文人对这种直抒胸臆、直露本色的风格很是推崇,同时他们也认同风格的多样化。李贽曾云:性格清沏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16]

李贽认为创作是作家个性的自然流露,强调抒发心中之情感。他打破旧传统、旧形式,让作品平民化、自然化。深得李贽真传的中郎对同是疏狂之士的徐渭的欣赏也是基于他不拘世俗的独特风格,他在《徐文长传》中这样描述徐渭创作: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17]

徐渭这些酣畅淋漓的作品都具有直露本色的风格,都是扼腕信口之言。在晚明诗文革新运动中,袁宏道作为公安派的主将,以其锐利的目光、直率的语言道出文坛积弊之所在,并与之针锋相对,一扫文坛之摹拟之风。中郎在创作风格上追求信腕信口、率性而为,以及在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个性、不拘一格的文风和清新的语言,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当时摹拟盛行的时代具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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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15]袁宏道.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6]李贽.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3-124.

[17]袁宏道.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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