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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对形神关系的处理

[作者:周先慎]  [2010/3/13]
内容提要 受到传统诗画艺术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描写讲究传神。追求传神必须处理好形神关系。“形”和“神”,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内涵。小说对形神关系的处理比较灵活:“以形写神”是主要的处理方式;“遗貌得神”是对“以形写神”的灵活运用。“举体皆似”是形似的要求,不是神似的要求。为了传神,作家可以舍弃一些次要的、非本质的方面,而突出重要的、本质的方面。把握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处理形神关系的美学特征,对欣赏和正确评价作品的思想艺术都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古典小说 人物描写 传神 以形写神 遗貌得神

一、传神与形神关系

一切艺术,不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绕不开一个根本问题: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比生活更高,更典型,更美。作品不能跟生活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不是艺术;但作品也不能完全不像生活,完全不像生活也不是艺术。艺术只是酷似生活,不是照相,也不是对生活的翻版。艺术之于生活,在似与不似之间。为了很好地掌握这个度,创造出酷似生活而又比实际生活更高、更美的艺术形象,中国传统的诗画艺术在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传神理论就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受到传统诗画艺术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在塑造人物时也讲究传神,而且对形神关系的处理也是非常灵活的。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一个突出的审美特征。

艺术表现中的传神问题,最早是从绘画中提出的。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和“迁想妙得”的理论,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世说新语·巧艺》篇中记载了几则他作画的故事,包含了深刻的美学的道理。其中的两则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其一:“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是六朝时人的口语,即“这个”的意思,这里指的是眼睛。其二:“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①这两则故事说明了两层意思:第一,好的绘画必须要传神,而传神则要借助于形来实现,这就是以形写神。故事中的眼睛和颊上的三毛,就是用来传神的形;所谓“妙处”、“俊朗”、“神明”,就是指人的内在精神。第二,用来传神的形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人的眼睛,也可以是颊上的三毛,因人而异,各有特点。

宋代的苏轼,是诗人而兼画家,对于诗画中的传神问题,有很深切的体验,也有不少精辟的理论概括。他在一首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②不论诗歌还是绘画,在艺术上都既要求真实自然(天工),又要求气韵生动(清新),只有这样才能以形写神,达到形神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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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求传神,就必须处理好形神关系。从中国古典诗画创作和小说创作的艺术实践来看,对“形”和“神”的理解,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内涵。就“形”来说,第一个层面指的是人物的形貌或形体动作的外在表现;第二个层面指的是生活的形态,包括人物的言语、行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人物所生活的环境等等。就“神”来说,第一个层面指的是人物内在的精神风貌;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人物内在精神更丰富具体的内容,包括性格特点、思想感情、情趣格调、理想追求等等,甚至还可以扩大到与这些内容相关联的生活的本质方面。也就是说,在具体作品中,“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是人物的“神”,也可以是由人物的“神”扩大和提升到生活的“神”。再进一步,我们对“神”的理解,还不能脱离顾恺之与“以形写神”同时提出的“迁想妙得”的理论。所谓“迁想妙得”,是指画家在作画的时候,通过艺术想象,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所描绘的客观对象中去,在物我交融的状态中,捕捉到并传达出艺术形象的“神”。这是一种艺术生成的条件,也是一种艺术生成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画家所传的“神”,也就自然地包含了两个方面,既有他所描绘的客观对象本身具有的“神”,也有艺术家本人在把握对象时所融入的自己的“神”。这个“神”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可以包括艺术家的思想性格、爱憎感情、理想情趣等等。这时候所传的“神”,已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融合,进入到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当然,这种情况,作为再现艺术的小说与作为表现艺术的诗画,在程度和表现形态上还是有区别的。诗画艺术重抒情写意,诗人和画家主观的“神”,可以表现得非常鲜明、强烈,以至于可能突破常见的生活形态,产生像王维的“雪里芭蕉”那样的作品(《袁安卧雪图》)。但在小说创作中,一般是以生活本来的形态再现生活,作家的思想感情比较隐蔽,大都蕴藏在或者说是寄寓在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之中,突破生活常态的情况也有,但相对于诗画艺术较为少见。

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对形神关系的处理,“以形写神”是常用的方式,“遗貌得神”是对“以形写神”的灵活运用。

二、以形写神

先说第一个层面上的“以形写神”。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作者对他喜爱和歌颂的人物,一般的情况总是将他的外貌写得很美,形体写得很高大,以此来表现这个人物动人的精神风采。例如《三国演义》中写关羽温酒斩华雄,在华雄和关羽出场时,分别对两人的外貌有一段对比性的描写,十分简要却非常精彩。对华雄的描写是:“其人身长九尺,虎体狼腰,豹头猿臂。”对关羽的描写是:“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两人一般高的个子,关羽却比他显得英俊威武,一个在高大中见豪爽,一个在高大中见猥陋。这样的外形描写,不仅表现了人物不同的精神风貌,而且也表现了作者对人物的爱憎感情。但这样的以形写神还是比较简单、比较浅层次的。

有时候小说并没有直接写人物的外貌,但读者却可以从他的形体动作中想象出他美的容貌,进而再想象出他美的风神。《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作品写那些形神皆美的花妖狐魅,就常采用这种写法。如写一对鬼男鬼女恋爱的《晚霞》,作者为歌颂美的爱情,就将鬼女晚霞写得非常漂亮,但并不是一开始就写她长得很美,而是从她的舞姿来表现的:“内一女郎,年十四五以来,振袖倾鬟,作散花舞:翩翩翔起,衿袖袜履间,皆出五色花朵,随风扬下,飘泊满庭。”这里只是写花,写舞,可是,我们从她风姿绰约、飘缈灵动的舞姿中,却能想象出她动人的姿容和她对美的追求。

第二个层面的“以形写神”,内容就要丰富复杂得多。小说通过对人物的活动,包括言语、行为、人物关系等等多种生活形态的描写,更深入地写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并由此而揭示出丰富的社会内容。《儒林外史》的作者通过对人物言语行动的逼真描绘,不仅使人物的声容神态跃然纸上,而且还将他们的内心世界毫无讳饰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对范进,作者从他辛酸悲苦的命运来写他卑怯屈辱的性格,全是通过他自己的言语行为来表现的。看那中举的捷报传来,他正在集上卖鸡,众邻居找来向他贺喜,小说是这样写的:“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在证实真地中了举,高兴得发疯,又被胡屠户一个巴掌救醒以后,他对那个取他为第一的周学道十分感恩戴德。小说这样写他给周学道送行:“学道轿子,一拥而去。范进立着,直望见门枪影子抹过前山,看不见了,才回到下处。”简单的几笔,就从范进恭谨的行为和神态中,揭示出他对周进感恩戴德的心情,并进而将两个人物在特定时代条件下的特殊关系,传神入妙地表现了出来。

对范进的丈人胡屠户,在范进中举以前,写他教训范进,把范进骂得狗血喷头。而在范进中举以后,一下子就把范进看作是天上下凡的“文曲星”,在他面前变得低声下气,毕恭毕敬,连称呼也由“现世宝穷鬼”,改为“贤婿老爷”了。最妙的是,在从集上回家的路上,胡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写他前后两次给范进贺喜,也是能让读者洞见人物心肝的传神笔墨。第一次贺喜,是范进考取秀才,他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到了便对范进兜头一顿痛骂训斥,随后是自己将带来的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吃得精光,便“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第二次贺喜,是范进中了举人,他“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后面还“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在说尽了讨好奉承的甜言蜜语,得到了六两雪白的赏银之后,“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同为屠户身份,同为贺喜,但那礼品的规格和送礼时人物的态度,却因为秀才、举人之别而迥不相同。

这里小说写范进的卑怯和胡屠户的势利,没有一句抽象的说明,没有“卑怯”和“势利”这几个字,全凭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就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了。而人物的这种卑怯和势利,又包含着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让我们看到了科举考试制度所造成的社会上的功名富贵热,竟使得人物的灵魂产生了这样的扭曲。这就是《儒林外史》追魂摄魄、剔肤见骨的传神之笔。这样的以形写神,就达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正是从这样的艺术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看到了他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深刻批判。

《儒林外史》中一些带讽刺性的夸张笔墨,虽然不是生活中的正常形态,但也是写实的,同样能以形写神,达到传神的目的。如上文提到的对范进中举发疯的描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范进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无数次的失败,经历了长期的辛酸悲苦,中举的消息传来,这从天而降的大喜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力量,使他本来就已经衰老、变得非常脆弱的心灵,承受不住这么强大的刺激,于是就发了疯。由于作者是从人物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欢乐兴奋的一瞬,这就非常真实、也非常深刻地揭示出范进在科举考试制度的长期毒害之下,那个值得人们哀怜同情的空虚苍白的灵魂。类似的还有第五回、第六回里写严监生在临终前伸出两个手指头,因为油灯里有两根灯草太费油而久久不肯断气的描写,也是用夸张的手法,写到了人物的灵魂里去的笔墨。

与纯写实的《儒林外史》不同,以用幻笔描写花妖狐魅为特色的《聊斋志异》,在以形写神方面,就表现得比较空灵和充满诗意。前面讲第一个层面的“以形写神”,我们提到的《晚霞》就已经显示了这样的特色。在第二个层面上,我们可以举出另一篇代表作《婴宁》。在这一篇中,蒲松龄通过诗化的环境描写和对人物言行的刻画,创造出一种浓厚的充满诗意的艺术氛围。人物内在的气质和思想感情,就都洋溢在这精心营造出的艺术氛围之中。小说塑造了一个在蒲松龄的时代可以称作是独异特出的全新的妇女形象,她天真、爽朗、纯洁、娇憨,自由无拘,不仅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且纯真的自然本性也没有被浑浊的尘世生活所污染。这个超尘拔俗的女性形象,显然熔铸进了作者蒲松龄的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在表现这个形象内在的精神气韵方面,小说诗化的环境描写和对人物言行的着意渲染,达到了以形写神的极致。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作者不断地以笑和花来作烘托映衬,她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笑态和不同的爱花的动作,与人物天真娇憨的性格融为一体,使这个带有幻想色彩的人物形象,形神兼备地活跃在我们的眼前。读完后掩卷沉思,这才发现,原来充溢全篇的诗意和美感,就来自含蕴其中的女主人公的内在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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