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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作者:张新科]  [2010/3/19]
摘要: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汉赋;唐宋文学;文学经典化

所谓文学的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过不同读者层的阅读消费与接受,那些不符合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和没有价值的作品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则得以广泛流传,并且成为经典,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典化的过程,是读者对文学作品接受的过程,也是作品被扬弃的过程。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经过后代多层次读者的阅读与消费,其代表性的作品逐渐被经典化。笔者曾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撰写《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一文,探讨汉赋的经典化问题,今再以唐宋时期为例,进一步探讨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文学作品产生之后,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首先在于它本身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由于经典作品本身的价值存在,使它能够成为一种优秀传统,得到后人的认可,并把它作为学习的对象,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接受。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辞赋发展史上重要的时期,作家创作的辞赋作品大大超过了前代,据《文苑英华》仅唐代保存下来的就有1000多篇。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中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唐宋时期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学习与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传统题材的发展。宫苑、田猎、都邑类是汉大赋的重中之重。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极力铺排,大肆夸张。这类赋作在唐宋时期继续产生,尽管数量和篇幅不如汉大赋,但在整体构思和写法上仍然学习汉大赋。《唐摭言》记载萧颖士评李华《含元殿赋》在“《景福》之上,《灵光》之下”(何晏《景福殿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对李白的《明堂赋》、《大猎赋》,祝尧在《古赋辨体》中评说:“太白《明堂赋》从司马、扬、班诸赋来。”“《大猎》与《子虚》、《上林》、《羽猎》等赋首尾布叙,用事遣词,多相出入。”对李白的《剑阁赋》,祝尧评云:“其前有‘上则’、‘旁则’等语,是擎敛《上林》、《两都》铺叙体格,而裁人小赋。”杜甫自许“赋料扬雄敌”、“赋或似相如”,他的《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官赋》、《朝享太庙赋》、《有事南郊赋》)、《封西岳赋》亦极力模拟汉赋的铺陈手法。李庾《西都赋》、《东都赋》仿效班固《两都》、张衡《二京》亦非常明显。宋代文学家写宫殿、京都的赋也增加了不少。杨侃《皇畿赋》写汴京近郊景色,作品借主客问答点明自己虽慕《二京》、《两都》,但却有创新:“彼言其内,予言其外”。把描写的重点放在郊外,与汉大赋重点写城内不同。北宋写京都的作品还有周邦彦《汴都赋》、李长民《广汴都赋》等,从文学传统上来说,都是对汉大赋的学习与继承。丁谓《大蒐赋》写田猎,其序言中说:“奇言逸辞,皆取之于心,相如、子云之语,无一近似。”话虽如此,但毕竟司马相如、扬雄写田猎在前,学习他们的长处是肯定的。

汉赋中贾谊的《鵩鸟赋》借鹏鸟表现作家身处逆境时的思想。张衡的《鸿赋》(已佚),从其序文可以看出,也是以鸿自喻的作品。赵壹《穷鸟赋》更是如此。此后,祢衡的《鹦鹉赋》,陈琳的《骥赋》,曹植的《鹦鹉赋》、《蝉赋》、《离缴雁赋》等,以物喻人,抒发对个体生命的强烈感受。与大赋的铺排事物不同,小赋往往融主观感受于外物描写,写出作者个人的内心情感,创造物我交融的艺术境界,达到人与物的和谐统一。这种传统,也被唐宋作家继承。初唐卢照邻撰写《穷鱼赋》,其《序》云:“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护得免。窃感赵壹《穷鸟》之事,遂作《穷鱼赋》。”作者借穷鱼表现其当时处境,明确指出自己创作学习汉代赵壹的《穷鸟赋》。高适的《鹘赋》写鹘“心悠忽于万里,思超遥于九霄”,但“比玄豹之潜行,同幽人之在野”,以此展现自己桀骜自负、怀才不遇的心态。李白的《大鹏赋》以邀游九天的大鹏表现自己追求自由的叛逆精神。杜甫的《雕赋》描绘威猛刚毅、疾恶如仇的雕鸟“奋威逐北”、擒孽狐、攫狡兔而终不见用,表达自己的理想难以实现以及对统治者不能选拔真才的愤慨。

汉赋中有自我解嘲一类的作品,这是在专制政治压力下文人以委婉的手法讽刺现实、表现个人的情感的一种方式。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等开其风气,崔篆《慰志赋》、崔驷《达旨》、冯衍《显志赋》、张衡《应间赋》、班固《幽通赋》、蔡邕《释讥》等作品相继出现。唐代以来,许多文人在政治仕途不得意时,也往往创作这样的作品,如韩愈《进学解》学东方朔《答客难》,清人蔡铸《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指出:“体格是从《客难》、《解嘲》、《答宾戏》得来。而此文扬人抑己,尤胜前作。……至篇中用韵,亦步子云之后,更为可诵云。”《送穷文》学扬雄《逐贫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4评道:“《送穷文》盖出于扬子云《逐贫赋》,制度始终极相似。而《逐贫赋》文类俳,至退之亦谐戏,而语稍庄,文采过《逐贫》矣。”还有李翱《幽怀赋》、《释怀赋》等,都继承了汉代的这一抒情传统。

汉赋中有述行赋一类的作品,也是后代学习的榜样。这类赋的源头是屈原的《涉江》,汉人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蔡邕《述行赋》等。这类作品,形式上以征途为线索,内容上往往就沿途所经地的史事抒发感慨,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唐代高适《东征赋》是天宝三年(744)高适由梁入楚时所作,将身世感叹与怀古感时融为一体,其写法学习班彪《北征赋》。宋代晁补之《求志赋》带有自传性质,叙述自己前半生经历,并由此兴怀古之思,也是取法于班彪《北征赋》。邢居实《南征赋》是随父由京师出知随州时所作,亦仿班彪《北征赋》。

2 艺术形式的发展。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学习与接受,还体现在对汉赋的超越和发展。从赋的形式来说,唐代的赋,一方面仍然有大量古赋的产生,这是传统;另一方面为适应科举考试而出现了律赋。它在继承经典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改造,形式上更加严格。霍松林先生《论唐人小赋》一文中对于唐代的骈赋、四言诗体赋、骚体赋、文赋、律赋、俗赋等多样化的体裁进行了全面分析,可见唐人在赋的形式方面多有继承与创新。宋代文人在继承传统经典的基础上,也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自然平易的文赋,散文句式与骈文句式相结合,这是对散体大赋的发展,并且增添了许多议论色彩,如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等。但不管怎样变化,总是脱离不了赋的基本特征,自觉不自觉地以前代经典为榜样。

3 表现手法的学习。汉赋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被唐宋文人继承和发展。如唐代富家谟《丽色赋》写美人,学习司马相如《美人赋》的笔法,既把美人写得光彩照人,又以此寄寓年华易逝的悲感,使传统的美人题材有了新的内容。张九龄《白羽扇赋》,学习班婕妤《团扇赋》的传统,但又表达虽被抛弃尚且感恩的思想,也有了新意。薛胜《拔河赋》、胡嘉隐《绳伎赋》写杂技,由于是单写一技,所以比张衡《二京赋》写百戏更为细致。柳宗元《瓶赋》针对扬雄《酒赋》而作,《晋问》脱胎于《七发》而能自出机杼。杨敬之《华山赋》,可追《子虚》、《上林》。卢肇《海潮赋》写海潮,学习枚乘《七发》。皮日休的骚赋《九讽》学习王褒《九怀》、王逸《九思》。欧阳修《山中之乐》在构思上学习淮南小山《招隐士》。唐宋时期许多作家怀念屈原,柳宗元《吊屈原赋》、刘蜕《吊屈原辞》、苏轼《屈原庙赋》、苏辙《屈原庙赋》等,基本学习贾谊《吊屈原赋》,但在具体内容上又各不相同,如苏轼的作品以“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作为一篇主题,与传统思想有了区别。汉赋中最常用的手法是主客问答,唐宋的辞赋创作大都继承了这一手法,如李华《言毉》是一篇赋体寓言,仿汉赋问答体形式,以客与晋侯的问答结构全篇。柳宗元《起废答》也是寓言性的作品,作者假借与“黧老、壮齿”的对话,讽刺邪恶的社会现实。米芾《参赋》以参星为题,采用问答形式,从参星“主民”这一天象出发,将主旨归之于现实政治。孙樵《大明宫赋》借梦中与宫神的问答,抨击当朝的黑暗腐败。程俱《采石赋》假借乡三老与采石吏问答以抒意。刘过《独醒赋》以酒为喻,寓庄于谐,用问答体的形式、诙谐的语言表达自己对现实和人生的看法。这些作品所用的手法是对汉赋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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