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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及其文学创作

[2010/4/19]
摘要

元祐年间,是一个政争不断,诗祸不断的敏感时期。作为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的元祐士人,呈现的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和“渴望自由却深陷其中”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态的形成,有诸多原因,譬如社会环境,历史及政治原因等。矛盾心态的直接表现在元祐士人对新党和新法的态度以及内部的思想斗争中。此外,矛盾心态更主要的表现在士人的文学创作,对文学内容、文学形式和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元祐士人  矛盾心态  文学创作

引言

谈及元祐,专家和学者们研究的主题不外乎“元祐诗”和元祐党争这两个方面。“元祐诗”作为一个诗体概念,是南宋严羽首先提出来的,被认为是宋代诗歌的最高峰,此论题为后人争论不休。元祐党争,是北宋党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因元祐党人(即“旧党”)的情绪化、意气化,而具有“分水岭”的作用。论及这两个方面,专家和学者们都要触及到元祐时期的士人心态。因为士人的心态能影响到其文学创作,而士人的心态是源于生活的,那么处于复杂政治环境的元祐士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笔者认为用明人王夫之的一段评价宋人的论述,即可辨明。“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则虽无所诽诮,亦可加以罗织。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诚自取之矣”[1] 。由此可以推断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且这种的矛盾心态直接影响了元祐士人的文学创作。本文从此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入手,深入探讨其成因、表现及这种矛盾心态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在这里,需要表明的一点是:这里所讲的“元祐士人”是旧党分子,因为他们才是元祐时期的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

一、    元祐士人矛盾心态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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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那么这种矛盾心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总结出来有四点:(1)新旧党争的仇怨;(2)前人从政后果的影响;(3)宋代特殊的统治政策所致;(4)宋代文人尚党盟的风气。此四点,乃元祐士人矛盾心态的成因,详细论述如下:

(一)新旧党争 仇怨甚深

这是此矛盾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自北宋中期以来,就本着“三冗”问题的如何解决,北宋统治阶层中就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守制和变法,当然不排除一些持中间意见者如苏轼王安石上台主持变法十七年,是他所代表的新党占上风。新党在变法期间,曾利用台谏制造一些冤假错案,著名的如乌台诗案,来挤兑旧党分子,这难免使旧党分子心生怨愤。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继位,主张守静的高太后掌握权柄。旧党分子纷纷返朝,重新执掌朝政,对新法除一些保留外一概否定,对新党通过控制台谏一一铲除。由于这次“铲除”,不像是变法期间的“乌台诗案”时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整个群体,公开化,使元祐年间一时出现朝中无新党的现象,这更使新党分子感觉到倍感忿怒,报复之心更是炽烈,绍述党锢就是例证。新旧两党的这些积怨和倾轧,虽然能使暂时取得胜利的一方喜悦和“博得忠直之名”,但更多促使士人担心和“畏祸及”。

(二)前车之鉴 士人心悸

这是士人矛盾心态产生的历史原因。古代士人的参政热情是很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出现,汉时的“布衣将相”,三国的“士庶之争”,隋唐的“科举取士”,五代十国的藩镇幕府,那便是例证。在更为提倡儒家经纶济世精神的宋代,士人更是有更高的参政热情,但在前人因参政而身遭其祸的事实前提下,宋人又不禁有了“畏祸及”的心思。秦时的“焚书坑儒”,东汉的“党锢之祸”,三国的“嵇康之死”,南朝时的“谢灵运被害”,唐末的牛李党争,前人的命运或死或贬或隐。在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的面前,元祐士人不禁有了其它的心思,但无奈身陷其中,只能从文人唱和和山水景物里,去畅想自由的天地,寻找心灵的纯净,故有了“诗人酬唱,盛于元祐”[2]的说法。

(三)重文抑武 台谏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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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士人矛盾心态形成的社会原因。由于唐朝以来的地方藩镇割据问题,鉴于此等情况,宋代统治者实行重文抑武政策,科举取士的数量明显增多,便是例证。还有宋代娱乐业的发达和士人狎妓成风,又可以从侧面看出宋代士人的生活水平。科举取士的数量明显增多和宋代士人的生活水平之高,极大刺激了宋代知识分子的功利心。“冗官”问题的出现,可以证明当时官员数量之大。台谏是古代君主监察百官和言明君主过失的制度。北宋的台谏有个特点是:台谏相混,合成一势,且享有“风闻言事”,无需查实的奏事特权。因此,台谏官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朝中势力。前面笔者所谈及到“乌台诗案”就是新党控制了台谏所造成的结果,后面所要论及到的“车盖亭诗案”也是台谏势力运行的结果,所以北宋士人在言谈和进行文学创作时,要斟酌再三,才可行之,更何况是元祐这个高度敏感期。词的言志功能,就是这样被“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的北宋士人如苏轼所开发出来。

(四)讲究师承 内讧不断

这是士人矛盾心态形成的思想原因。宋人尚党盟,认为“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3],极力宣扬“君子有党论”,且党同伐异。其实新旧党争就是一场思想之争,各个党派的政治观点的大碰撞,只是擦出了火花,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元祐时期,旧党就是基于这种党同伐异的心理,去否定新法,倾轧新党。旧党之间的内讧,尤其是蜀洛之争,其实就是一场思想之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苏轼的两次策题之谤和扬州题诗之谤,就是很好的见证。在这种惧怕新党的卷土重来,元祐士人还得承受来自从没牢固过的内部其它党派的“飞来横祸”,这就更加加剧了元祐士人的畏祸心理。

从以上四点原因看出,元祐士人虽然怀着古时以来的士人参政心,“寄心王室”[4],一心想博忠直之名,但无奈得承受古人前车之鉴、恐新党卷土重来和旧党之间的内讧这“三座大山”的重压,所以只好夹着尾巴做人,转而寄情山水之间,畅想一片自由想象天地。

二、元祐士人矛盾心态的表现

元祐士人矛盾心态的成因,在上述文段中笔者已经详细论述过,那么这种矛盾心态是如何体现在元祐士人的一言一行之中?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新党和新法的态度和元祐党内的内讧来一一分析。元祐士人矛盾心态的表现是:倾轧新党,排斥新法,内部争斗不断,加剧了元祐士人的畏祸心理。

(一)从对新党和新法的态度看士人矛盾心态的表现

对新党的态度,旧党是意气化和情绪化地倾轧,“车盖亭诗案”是一个高峰。“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后北宋又一文字狱案,牵涉面之广,为宋代历史罕见,其处理和做法都为世人和后人不加苟同。这个诗案,源于新党领袖蔡确在元祐二年在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作的名为《夏日车盖亭》的十绝句,本为抒写夏日乘凉之意,元祐四年却被与蔡确有隙知的吴处厚弹劾诬告,说蔡确在这首诗当中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后。作为旧党的台谏旧党梁焘、刘安世,接到此一诬告,竟“皆手舞足蹈相庆,不食其肉,不足以餍”。在高太后的纵容下,遂成大狱。同年五月结案,蔡确被贬岭南新州,四年后死于瘴气。该案的结词是“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本来此案就此到头了,但此事只是个开始,对新党大规模的清洗风暴展开了。此案结案后,元祐党人在蔡确被遣新州的同时,一方面将王安石和蔡确新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借此巩固旧党的势力。诗案发生后,各方反应不一。旧党大部分是欢喜的,但宰相范纯仁、刘挚和苏轼曾试图阻止此案的发生和扩大化,哲宗则是沉默抗之。相比上述苏轼的“乌台诗案”,这次旧党对新党的打击扩大化和公开化,实在世人和后人“难于接受”,甚为新党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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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党人虽“寄心王室”,一心“想博忠直之名”,但是意气使然,挟高太后司马光的威势,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可谓是北宋历史之罕见,这更加加深了自己的畏祸心理,因为新党的怨恨、哲宗的不满和实权人物高太后的去世,使得他们深恐“衣冠之祸”降临及身。其实给元祐党人带来畏祸心理,还不止于此,对新法的态度,更是犯了儒家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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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法的态度,旧党是除有些保留之外,全盘否定新法。其实,经过十七年的变法实践,利弊得失愈益清楚,新旧党人都颇有感触。司马光曾在元丰八年四月的一封奏章中,亦承认新法有“便民益国”之处,建议“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便民益国存之,病民丧国者去之”。同年六月,吕公著也说“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然而,当元祐党人掌握实权后,在高太后的幕后支持下,就宣布废止变法,彻底恢复“祖宗之制”,史称“元祐更化”,原因在于元祐党人“愤激太深”。南宋施宿也曾指出一点,说元祐党人虽怀有“更张之际,当须有术”和“别定良法”的愿望,但“愤激太深”,早已失去“和平之气”,从而使政见之争变成意气之争。新党领袖蔡确和章惇曾试图阻止,但无奈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依靠高太后的威权,违反“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儒家经训,悉改神宗之政。这种做法,妄图“以母改子”,大大损害了哲宗的皇权自尊心。随着实权人物高太后和司马光的去世,哲宗的成长,再加上内讧的不断升级,元祐党人内心的畏祸心理更是严重,纷纷离朝外任。

(二)从元祐党人的内讧看士人矛盾心态的表现

在上面的论述中,笔者已经指出元祐党人并不是一个牢靠的执政联盟,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政治思想的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蜀、洛两党之争上。蜀党是以苏轼为代表,主张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强调中和之法;而洛党的政见,与王安石多有异同,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唐虞三代所谓的“王道”,偏重于人,两党之间政治观点差异大。再加上宋朝南北士人讲究地域性,且矛盾尖锐。故蜀、洛两党之争是由来已久,元祐时期的内讧,只是个高峰点,主要体现在苏轼的两次策题之谤和扬州题诗之谤。

苏轼的两次策题之谤,都是来源于苏轼为学士院试职官所撰的两次策题,题目分别是《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和《两汉之政治》是洛党门生所为。第一次策题之谤是弹劾苏轼诽谤仁宗和神宗,源于“媮”和“刻”两字的运用,其实苏轼指的是“今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高太后接受了苏轼的自辩,故苏轼解除了一场政治风波。第二次策题之谤,是攻击苏轼策题有损国体,最后以出守杭州而告终。两次策题之谤,都是洛党以文字为奇货,利用台谏势力发动的,以攻击蜀党领袖为目标,最终都不了了之。在旧党还未取得对新党的彻底胜利时,自己的内部就斗得个不亦乐乎,可见当时士人的意气化和情绪化的严重心理,党同伐异的主体性格更加明显,这不免使得一些士人厌倦国事,不愿陷入是非之争,纷纷出任外地。

扬州题诗之谤,是发生在“车盖亭诗案”之后。此时,元祐党人在朝堂上已无敌手,新党已经基本清理出去了,已经稍微平息的蜀、洛两党之争,在这时更加激烈起来。洛党和朔党不知从何处寻觅到苏轼在扬州作的一首题诗。这首题诗是苏轼元丰八年所作,被洛朔两党攻讦为苏轼和苏辙两兄弟“欲兄弟专国,尽纳蜀人,分据要津,复聚群小”等等攻讦之言。苏轼立马上疏自辩,说即使有此意,哪敢拿出来见人呀,这才免去一场大祸,只是被命出守扬州而已。此次诽谤,又是以“文字”为奇货,虽没搞成什么风波,但自车盖亭诗案后士人畏祸心理更加严重,政治功利心已变淡薄,纷纷出任外地,更加专注于文学创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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