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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英雄的“非英雄”行为及其社会悲剧蕴涵

[2010/4/28]
摘要:《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阶级奋起反抗封建统治的宏篇巨制,它以朴素的情感对英雄进行深刻细描,有鲜明的爱憎立场。它反映社会中下层的社会生活,以广泛的、深刻的,细致的描述下层人民的生活面,在古典小说中独树一帜。对于《水浒传》的研究,在20世纪就取得了很大成绩,如胡适先生《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陈瑾先生的《视野与方法:关于20世纪〈水浒〉文化研究的理性思考》等等。而对于水浒人物的非英雄行为的研究却鲜有人问津。本文以历史的视角从水浒英雄的“非英雄行为”入手,观察水浒英雄的社会悲剧蕴涵,发掘英雄人物的另一面,从而能客观的审视历史人物。因而对于水浒英雄的“非正义”身份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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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浒传;英雄;社会意义 ;“非英雄”行为

引言

水浒传作为古代四大小说之一,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宋王朝社会腐败不堪,百姓起义接连不断。宋江领导的义军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这只义军就所处之地(水泊梁山)来看,地势易守难攻;就义军成员看,水浒英雄个个武功高强,其中不乏原宋军中领导才能卓越的将军校尉;头领宋公明更是人心倾服;而他手下的军师吴用、公孙胜等也都是智谋出众。然而,宋江领导的义军如此的天时,地利,人和,最终得到的结果却是“十去其八”,死的凄冷。究其原因,义军集团的内因应当是最重要的。水浒英雄个体行动以及后来的团伙行动枉杀了许多百姓,使得梁山集团丧失了群众基础,也为以后的行动失败和英雄们“十去其八”埋下祸根。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水浒思想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 水浒英雄成员的构成因素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出身颇为复杂:有江湖人气颇高的孝义黑三郎宋江;有可以代表“不遇明主,屈臣小人之下”的典型官场边缘人物豹子头林冲;又有不得意的地主、富户代表卢俊义和史进;有代表农民阶层中最具反抗精神的黑旋风李逵;有代表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的鲁智深和武松;也有被梁山好汉拉上山“做把交椅”的霹雳火秦明。但是在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中占最多数的依然是农民。这些英雄集体原体——农民有如下特征:他们身处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层层盘剥;负担沉重的苛捐徭役却又无法得到一丝一毫的权力;他们的生存权时刻面临威胁,因而他们最具有反抗性;小农的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伦理的束缚又决定了这些人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反封建的纲领。正是这种觉悟成分决定了梁山好汉的最终归属。

(一) “流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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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皆以农为主,以农立国。自古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可见农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性。土地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生产工具,也是地主阶级掌握权力的基础。封建社会中,地主君侯占有大量土地资源、劳动成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豪强占有的大量土地因为世代相传细化,不少的地主也成为接近农民的下层,没有权势的没落阶层,与农民阶级一起沦成为小农阶级。四民之中唯有农民最苦。普通农民饱受赋税、徭役、苛政之苦,加之地主豪强的欺凌,使得有农民身份的人最容易成为发动起义、反抗社会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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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代中国封建王朝不同,在古罗马社会中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是奴隶而不是贫民。贫民享有选举权,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权力达到获得生活资料的目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力却承担了全社会的生产任务)。他们虽然生活上贫苦,但是他们尚有势力,可以用投票来决定自己的享受的权益多少。相反的,中国农民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生产任务,而且还有名目众多的徭役、赋税,与此同时他们不享有任何权利。在不能获得任何的生活资料,无法得到应有的生存权之后,他们只能选择脱离基本的社会组织,成为不用劳动就可以靠“非劳动行为”获得生活资料的流氓。而闯江湖单枪匹马肯定不行,于是流氓组成了一个个群体性的组织。这些组织类似于官场上的“东林党”,又像是江湖上如“五斗米教”一样的组织。梁山泊便是平行于这种组织的单位,这些人为了他们心中的“义”字,连在一起,主要人物一共1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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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意义上的流氓相区别,水浒“流氓”有以下明显特征:尊崇“义”的理念,并将此作为人生信条,并作出了有力的实践;不遵循正统社会的法律、伦常,而信奉由“义”引申出来的伦理关系;推崇“胜者为王”逻辑,强调强者有权利支配弱者。

(二)  “流氓”的生活方式

流氓与现代的劳动阶级不同。普通民众日子虽然清苦,但是至少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他们维系着社会纽带,过着以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流氓脱离了这个社会体系,他们拒绝劳动,却要依靠这个社会生生存,因为他们要“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享受着比普通劳动阶层更高的消费水准。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费为形式的生活方式。既是这样,一个对于社会无关紧要甚至是危害社会的流氓集团为何不消亡呢?

原因在于中国土地耕种水平并不能像今天这样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小农的大量存在,封建社会农业技术得不到快速的提高。加上土地管理落后,在东汉时“亩收三斛”,直至宋神宗时也不过“亩产一石”,可见生产力之低。如果再加上旱涝灾害,赋税苛捐,贫穷成为普遍现象,百姓“其田不耕成流民”。此时的社会多动乱,流氓发动起义进行抗争,他们已经从最贫苦的生活中走过来,所以并不惧怕死亡。他们个人没有影响力,可是他们一旦成群结队,便可以横行江湖,因而成为一种势力。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掠夺,目标是那些没有抵抗之力又可以任意欺辱的农民。历史上的这些组织数不胜数: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军、隋朝的窦建德、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方腊农民暴动、元朝刘福通、明朝李自成义军都使中央政府疲于奔命。

梁山泊的好汉英雄多是流氓,本原是农民。晁盖七人是郓城富农, “专爱结交天下好汉”[1];公孙胜是四方云游的道人;阮家三兄弟以打渔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私商,古人以私商隐喻做杀人勾当);白胜是闲汉;刘唐飘泊江湖;吴用秀才不第;“哪一个没杀人越货勾当”。所以梁山好汉多没有正当职业,出落成流氓。

梁山泊集团是帮会组织而非政党。由其口号可知梁山好汉依“义气”结合,而不是像政党那样因为某种理想主义而团结在一起,这种靠简单夙愿维系的族孩子决定了其发展和结局。

消费式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直接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第四个环节入手,而非生产环节。显而易见,其消费品只能靠掠夺得到,然后将消费品进行再分配,达到“仗义疏财”、“劫富济贫”的最高道德水平。这种道德看似颇有合理之处。

消费式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伦理观念。传统观念的君臣、家庭关系的道德是“忠孝”二字,流氓则以“义气”为最高道德。这是由于各阶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不同决定的。梁山英雄的不讲“忠孝”是有实例可证的。比如《水浒传》最早出现的是史进,他气死了自己的母亲[2];宋江有“孝义黑三郎”的称号,究其所作所为不能称之为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符合正统社会的“孝”);李逵粗心大意也丢掉了母亲的性命[3]。但是小说中重义气的例子却比比皆是,把“士为知己者死”演绎的真真切切:杨雄与石秀因为路见不平结为兄弟;林冲、鲁智深互相赏识,甘为知己者死;武松为施恩痛打蒋门神,还差点丢了性命;施恩也是三入死牢看望武松,都是只为一个义字。

二、 英雄的非英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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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式的生活方式以及“义”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决定了水泊集团成员要为行“义”积累消费品,又不得不以掠夺为主要手段。从这个方面讲,水浒英雄的所作所为并不像是历史评论家那样的光彩夺目。

(一) 个人的非英雄行为

1.滥杀无辜及其他非英雄行为

梁山集团一百单八将中,李逵是典型的流氓分子。他以无赖形象出场:赌博输了钱不认帐还动手打人;为宋江吃上一口能醒酒的“辣鱼汤”而去渔家船上抢鱼,活脱脱的一个地痞无赖。不仅如此,李逵还是梁山团伙中杀人最多、嗜杀成性的的暴徒。劫法场救宋江一役,李逵“不问青红皂白,不分官兵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百姓撞着了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李逵还“只顾捡起一双板斧,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4]。晁盖等人见他这么凶狠,杀人如麻,却不认得,后来才记起“那好汉莫不是黑旋风?”。杀人如麻使他成为好汉,为救一个宋江,杀死几十几百个无辜者,与其失去众多的民心,起义失败不无关系。即便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也不见得可以收得民心。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王朝可以靠杀人取得王位或立足天下,这是因为百姓需要一个安于乐道的生活环境。没有民众的安定生活,就不会有稳定的统治。

而在第五十一回,为了让朱仝入伙,李逵竟给小衙内吃下麻药,将这位“年方四岁,生得庄严美貌”,“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顺”的可爱小衙内“头劈做两半”,手段残忍至极,也“将朱仝引入不义之地也坏了兄弟情义”, [5] 算不上什么英雄行为。 余象斗先生评价说:“观到此处,有哀悲,惜夫!唯一雄士,苦一幼儿,李逵铁心,和泪猿悲。”到此,黑旋风不难有“刽子手”之嫌了。然而祝家庄一战,李逵将扈太公一家老小杀得干干净净,更是让东京牛二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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