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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英雄的“非英雄”行为及其社会悲剧蕴涵

[2010/4/28]
(二)集体性“非英雄行为”和滥杀无辜行为

水浒英雄聚义之后几次展开了与庄院地主、州城府院的直接对抗和冲突。此类动作中有些是为了赚取英雄入伙,有些是为了解救受难的英雄,也有些为了解决山寨粮草问题。挑起冲突的主要方面是梁山团伙,在行动中也多有些莽撞行事,让百姓受了不少苦难。

仅仅在晁盖当上梁山统领的第二十四回中,义军大胜黄安。稍晚朱贵上山报“有十数人接连在一处,今夜晚间必从旱路经过” [18]。三阮请命下山,劫得财物二十余辆金银财物,这些不义之财与强盗动作无异,非正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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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三十四回宋江、花荣为了赚秦明入伙,叫小卒穿戴秦明衣冠,骑其马匹,执其兵器,攻打青州城。王矮虎领五十余人助战,杀人放火,断了秦明后路。结果把“数百人家烧成白地”,杀死男女不计其数,也害了秦明一家尽数被杀。宋江居然说:“兄长没了嫂嫂妇人,花知寨有一妹,宋江愿意主婚-与主管为室” [18]。如此的轻贱人命,怎么得民心。余象斗先生评价说:“宋江用此计顺秦明,此处见宋江不惜人之处,而可恨矣,而可恶矣。”

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回宋江带兵攻打祝家庄。宋江看见祝庄门上书“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恼羞成怒。结果攻下祝家庄时,宋江命人将祝家庄洗荡了,只留钟离老人一家。李逵这个“梁山贼人”直抢入扈家院中,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并让小喽罗将庄财赋“驼尽”。李逵请功时居然说:“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的痛快!”而顾大嫂“挚出两把刀,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平心而论,拿杀人当作乐趣,这是梁山贼寇失败罪有应得的下场。

而第六十六回仅仅是为了赚取卢俊义上山坐把交椅,(卢俊义视梁山泊“那伙贼男女”,如同草芥),攻打大名府,使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窜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十里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 ,“民间被杀者五千余人,重伤者不计其数。” [19]紧接着,宋江、卢俊义攻打东平、东昌两府,目的仅仅是为了谁坐梁山的头把交椅,便以借钱为口号攻打城池,不惜黎民百姓受难。此回中宋江先攻打汶上县,目的是要百姓逃往东平府,以便让顾大嫂混在其中,去救史进,结果却连累了诸多百姓。他们扶老携幼赶往东平府,死伤不计其数。选谁做寨主的可笑决定都让诸多百姓受苦受难。这种以牺牲普通百姓的起义组织终将被人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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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起义斗争,很多起义让中央政府头痛不已,但最后都是以失败结局。其中与滥杀无辜不无关系。一旦失去民心,组织严密的中央政府都可以瞬间瓦解,更何况是仅仅依靠义字连接在一起的义军。

(三) 招安后的残杀以及滥杀无辜行为

梁山集团也有达到辉煌胜利特别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由于宋江本身受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中“三纲五常”的深刻影响,他完全接受了朝廷的招安。由此,英雄们走上了一条身不由己,违背自己初衷的道路。招安后的主要行动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平方腊。

如果说征辽是使命为之,尚可配属爱国之心,那么征田虎、平方腊纯粹是起义军之间的残酷斗争。征田虎,攻太原市时久攻不下,竟然引智伯渠及晋水淹了太原,城中军民做了“水中鱼鳖”,“沉溺的,押杀的无数,尸骸顺流雍塞南城”,最后将田虎军士卒赶入陷坑中,军士以长枪乱罹,“可怜三千不留半个”。“其余人贼,都在威胜市实行斩首”。梁山集团残杀义军和百姓名分上是为了报销朝廷,终于皇帝,但是朝廷并未给他们任何好处,仍然没有得到皇帝的重用。而且不许入城。宋江不悟,竟然又接下大单:征方腊。

李逵趁入润州城,遭到守门官军的拦截,李逵抡起双斧,一砍一剁,早杀翻两个把门的军官。李逵为了替韩滔、彭圮报仇,李逵邀了鲍旭、项充、李兖四人冲杀南军,黑旋风“将高可立头缚在腰里,抡起两把板斧,不问天地,横身在里面砍杀,杀得一千人马退入城去,也杀了三四百人。”吕枢密说李逵是“梁山泊第一个惯杀人的好汉”,李逵再叫城时,“如箭穿雁,钩搭鱼鳃,默默无言,无人敢应” [20]。

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梁山军队的作为也绝非人道。捉住敌军后,也是残忍到极点。如宋江破常州,命将范畴、沈抃、赵毅三人碎尸万段,枭首示众[21]。清溪洞一役宋江将杜微剖腹挖心祭奠秦明诸人[22]。

还有九十五回宋江智取宁海军,刘唐被砸成肉饼。李逵邀鲍旭、项充、李兖私人为刘唐报仇,将敌人副将斩于马下,但是鲍旭却被砍成两段。九十八回,宋江将南国伪官九十二人斩首示众。众英雄进入南宫中“杀尽嫔妃彩女,亲军御伺,皇亲国戚,都掳了方腊内功金帛”。直到最后“帮源洞中杀得尸横遍野,按《宋鉴》所载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 [23]”。宋江传令“四下举火,监临烧毁宫殿,龙楼凤阁,内院深宫,珠轩翠屋,皆尽焚化”。[24]方腊也被运往北京,处以凌迟,剐了三日示众。[25]

三、起义军对“义”的理解和局限性

《水浒》中头领宋江身份十分要紧。小说中宋江智不及吴用、公孙胜,武比不上林冲、花荣,出身更是不及名震河北的卢俊义和豪门大户出身柴进,将校出身的关胜、秦明,却可以在梁山泊坐得头把交椅。其中与梁山集团内部对“义”的理解有重要关系。

梁山集团成员多出身于贫民,后又演化成流氓阶层。他们这种生活方式独立于正统的社会之外,因而正统社会中固有的伦常关系在梁山集团内部不再具有约束力,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以“义”为基础的集团内部的伦理观念。

梁山集团成员最初处在社会的最下层,他们必须为生存而学会劳动,天天野菜南瓜仅仅能够勉强度日。与此同时,他们必须依靠封建的正统伦理规则生存,必须承担抚养、赡养义务,必须效忠于皇帝而负担徭役、赋税的义务。在水泊集团中就不是这样,成员安于享受难得的自由和物品。他们重视朋友,因为只有朋友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的负担,甚至有时朋友还会伸以援助之手。比如鲁智深、林冲的友情只是为了一句赞赏;杨雄、石秀的友情在于危难中的彼此相互帮助等等,这些人可以为了朋友抛弃家庭,义无反顾。

可惜的是“义”不可能是救世主。义字所维系的这种义文化不是传统社会中所谓的“适宜社会生活的正当行为”的义,而是一种江湖规矩,是一种可以“兼爱”、“尚同”为基本的简易墨家文化范式。这个范式当然只适用于集团内部。

相别与传统社会中儒家倡导的 “有阶级的仁爱”,墨家更强调的是梁山义军最迫切需要的“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思想境界,这种“博爱”正是梁山集团成员急于脱离“良民”加入流氓集团的动机。这种江湖规矩,是流氓群体所认同、推崇、奉行的游戏规则。正是这种规则让仗义疏财、急人之难的宋江成为英雄心目中的“英雄”。

简单的情义伦理并不是一架可以高速、有效运转的社会规范,更不是法律。正统社会里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两个支柱,即法律和伦理。各个朝代都倚重这两大支柱,这些规则,伦常也是社会下层人民的依靠:违法必然受到惩处,违理必然受到谴责。一旦这两个支柱倒不再为人民倚靠,再庞大的帝国也会瞬间灰飞烟灭。梁山集团显然不识的这个道理,他们只是用最简单的一种伦理来约束成员,没有创新性的提出一种可以支撑社会运转的架构。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埋葬了封建王朝,但是梁山集团依然是封建社会的附属物,不可能提出先进的、可以打破常规的理论或者方法。

因而,英雄成员的“非英雄”行为丧失了大部分的民心:滥杀无辜、以杀人取乐、残忍对待妇女及其他的完全没有尊重人权的行为。这种作为让起义的力量没能壮大起来。尽管梁山集团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并不能挽救集团本身的缺憾,最终成员“十去其八”,抱恨收场。

四 结语

梁山集团的滥杀行为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没有争取到人民的支持。纵然是水浒集团占尽了天时地利,有如神助,也不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洪流中前进一步。那种“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想法,自然的也成了空想。集团失败的最根本的是群众基础的及其缺乏,这也是历次农民起义失败得到的血的教训。梁山集团成于义,最终也败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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