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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河南少林武术生存空间之演变研究

[2009/12/28]
【内容提要】明清两代河南少林武术传播生存境遇差别很大。明代,嵩山少林寺与政府关系密切,而明代中期后商品经济和商业活动中存在的一些不安全因素,刺激了人们对少林武术的需求,因而此期的少林武术在报效国家和服务民间的广阔空间中得到迅速发展,并东传日本,达至极盛,可谓少林武术传播发展的黄金期。清代则与之相反,政府对少林寺心存怨尤,对其武术活动多予掣肘,少林武术生存发展的政治途径被切断;后又因中国近代化因素的影响,仅有的民间市场也日益萎缩,河南少林武术由盛转衰。从明清两代少林武术两种不同的发展生存状况可以看出,少林武术的兴衰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关系密切。

【摘 要 题】体育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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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明清时期/河南/少林武术/生存空间

历史上以少林为名的寺院有多处,如河南嵩山少林寺、河北盘山少林寺和福建蒲田少林寺等,本文仅以河南嵩山少林寺及其武术为研讨对象。嵩山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市西北,背倚五乳峰,面对少室山(少室山和太室山合称嵩山),系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为安置天竺沙门跋陀而建,并赋予其“公给衣供”①的极高社会经济地位。因该寺处“少室之林”②,故以少林为名。而少林与武术结缘则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嵩山少林寺地处深山野林之中,猛兽出没,乱世更是匪盗窜伏。恶劣的自然环境,客观上要求少林僧众必须有强健的体魄以生存自卫。二是少林寺所在登封县位于七朝古都开封和九朝古都洛阳之间,既是通衢,又有嵩山险隘,乱世乃兵家必争之地。处此环境之中,无论是护家抑或卫身,武艺都必不可少,因而当地习武成风,少林和尚也随俗练武。③由于嵩山少林寺练功条件优越,功夫渐至超群,于是寺以武显,武以寺名。然少林武术名扬天下则在隋末唐初。隋朝末年,王世充僭号后,寺僧昙宗、惠瑒等执其侄王仁则归唐,加速了王世充的败亡,为此唐太宗封昙宗为大将军,频降玺书嘉奖嵩山少林寺,并赐其柏谷庄地四十顷,水碾一具。④从此,少林寺走上了与封建政府合作的道路,少林武术也借此迅速发展。北宋初年,寺僧福居邀集全国18家武林高手大会少林寺切磋武艺,事后又加以总结,吸取各家之长,把少林武术理论化,而北宋中期印刷术的成熟使这一理论成果的大量面世成为可能。少林武术理论的总结、出版对少林武术传播、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金元之际,寺僧觉远上人和武林高手白玉峰把少林拳由十八手演化为龙、虎、豹、蛇、鹤五拳,⑤又将少林武术推进了一大步。明清时期是河南少林武术史上的重要时期,关于此期情况,学界从武术史的角度多有探讨,⑥然而关于明清时期少林武术生存空间的演变及其时段特点仍有探讨的余地。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予以考察,试图通过对明清两代少林武术生存空间演变之勾勒,揭明少林武术兴衰与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之关系,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明代:少林武术传播发展的黄金期

明太祖朱元璋深知释、道二教对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认为“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⑦。虽然他对自己为僧一事讳莫如深,但长达9年(元顺帝至正四年——十二年,1344——1352年)⑧的为僧生涯在其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对佛教的亲切感终究难以割舍,因而自明初起,政府即对嵩山少林寺青睐有加,大力扶持。洪武初,政府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仍然决定重修嵩山少林寺,翻修禅堂,装修佛像。⑨太祖对少林寺的优遇、扶持政策为其子孙所继承,因而有明一代嵩山少林寺和政府以及皇室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嘉靖三十二年(1553)和三十六年,政府为表彰少林武僧的抗“倭”弥乱之功,两次大规模整修嵩山少林寺,重建初祖庵大殿。⑩万历十五年(1587),慈圣皇太后颁赐嵩山少林寺大藏经637函,(11)同时政府还给予粮差豁免和治外法权等特权。政府支持为河南少林寺及其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因而嵩山少林寺迅速成为僧以千计的巨刹。(12)

此外,明代中期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商业活动频繁,但繁盛之下也潜隐着诸多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如当时的商路交通及财产保障即面临着诸多不安全因素,这为名闻天下的少林武术服务民间社会创造了契机。因而,明代的河南少林武术在争取政府扶持的同时,还积极地适应社会需求,走出山门,在报效国家、服务民间的双重路径中获得了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兹将明代河南少林武术传播发展情况分述如下:

1.报效国家

嵩山少林寺屡受明廷封赏,对此寺院僧众心存感激。故当国家需要之时,寺院弟子便毫不犹豫地以所习武艺报效国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镇压义军。农民起义爆发时,嵩山少林寺往往参与镇压。如正德六年(1511)300少林僧兵参与镇压刘六、刘七起义活动,死70多人。(13)其二是抵制内侵。正德时,为抵抗蒙古军南下,武宗钦调寺僧周友协助镇守山、陕沿线边防,御封其为都提调总兵,还命其统兵远征云南叛蛮。因其战功卓著,屡受褒奖。周友身怀“软”(以柔制刚)、“闪”(左右闪斜)、“赚”(引进落空)三种绝技,人称“三奇和尚”。嘉靖二十七年死后立塔,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14)其三是立功边陲。明中后期,随着工商业的繁荣,海外贸易活动频繁。而政府厉行海禁,使东南沿海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生计大受影响。而此时日本地方纷争,造成大批落魄武士。沿海商人和流民有效地利用了日本浪人(15)以冲决明廷海禁。在与政府对抗的过程中,双方的军事冲突自然难免,而其活动中的某些强盗色彩也极为明显,因而他们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破坏性也毋庸讳言,“积骸如陵,流血成川”(16)的记载虽有夸张之嫌,但从中也可窥见一斑,因而明廷予以严厉打击。在实施驱除的过程中,由于政府军不堪一击,竟连“败三十七阵”。无奈之下,明政府只得寄希望于募兵和客兵,少林武僧便是其招募对象之一。《江南经略》载:“(少林僧)天员游寓天池,蔡公聘而用之”,“天员一战于翁家港,再战于白沙滩,倭贼二百五十余人斩刈无遗。”(17)《日知录》载:“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武,击杀倭寇甚众,皆战死。”(18)可见少林僧兵在这次镇压所谓“倭寇”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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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民间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19)的经商浪潮。为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一些商人利用当时已成网络的商业路线从事长途贩运,这种经商方式除备尝艰辛外,常于途中遭遇敲诈、抢劫甚至丧命等风险。如弘治十五年(1502),南直隶苏州府吴县商人叶湘与仆人叶骥到松江经商,途中被图财者害命。(20)此类风险常不期而至,令商人不寒而栗。为化解商途风险,有的商人习武自卫。王振忠先生在《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一文中对少林武术与商业活动的结合已有论及。该文所引《怀秋集》中记载的万历时期南直隶休宁县人程宗猷就是这样一位身怀少林绝技的徽商。程宗猷,字冲斗,青年时期,“祖付三千”命其出外经商,然冲斗却携带钱财来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学习武艺,师从洪纪、洪转、宗想、宗岱等习武十多年,其武艺尤其是少林棍法臻于出神入化。出嵩山少林寺后因资财用尽,害怕祖父责备而惧归,后由父亲遣人找回。后在随父挟重资到北京经商途中遇到响马贼,冲斗独敌数十人,化险为夷,迫使响马将资财归还。(21)明代另一位徽州府休宁县商人程天宠也是武艺高强,经常白昼“与市人昂比货殖”,夜晚习武。一日“与诸豪士试剑校射,群英咸集,乃跃马三试之,皆中鹄贯革,海宁(休宁县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曾名海宁——引者注)诸武胤咸吐舌推毂”(22)。但并非所有商人都有此等绝技,故雇用镖师以防不测便是多数行商的惯常做法。因向有“天下功夫出少林”之说,所以身怀少林武艺者常成为商人雇用镖师时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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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中期后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显性和复杂,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一些官僚、富室也常聘身怀绝艺者或为保镖,或看家护院。如崇祯时河南府陕州知州史记言就曾“聘少室僧训练(募士)”(23),且用为保镖。而民间为自卫计也习武成风,时人曹衍春就是因“处凌弱暴寡之乡”,为“卫身御侮”(24)而习少林武艺的。

3.名扬日本

平“倭”战争中,名将戚继光为便于训练士兵短兵格斗的本领,从民间16家拳法尤其是少林拳法中,选取32种姿势进行组合,编成拳谱《拳经》作为教材。该书万历年间东传日本,受到日本武术界的重视,推动了日本武术的发展。(25)曾于万历四十一年入嵩山少林寺习武达一年之久的杭州人陈元赟于日本后西天皇万治年间(相当于顺治十二年——十四年,1658——1660年)以明遗民身份移居日本后,(26)以拳法传授浪人三浦与次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福野七郎右卫门等人(27)。后日本武术家在薪火相传中,吸取陈传少林武术精华,助益于传统柔术。陈元赟的三位高足至今仍被日人奉为柔道鼻祖,其在日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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