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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当代的古典——豫剧《琵琶记》导演阐述

[来源:艺术中国]  [2012/7/29]
演 绎 当 代 的 古 典——豫剧《琵琶记》导演阐述

(一) 宋元南戏的代表剧目

我国在元代,南方戏剧圈既有杂剧演出,又流行以南曲为唱腔的戏文,后人为有别于北曲杂剧,简称之为南戏。在南戏作品中,《琵琶记》不仅影响着当时的剧坛,而且贯穿了整部中国戏曲历史。在元代,它是戏曲创作的殿军;对明清两代而言,它是传奇的开山之祖。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琵琶记》的作者为高明,是元末明初现为浙江瑞安人氏,因中进士而成为官员。由于性格倔犟和上司论事不合,辞职归隐,寓居现在的浙江宁波致力戏曲创作。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慕名征召,他装狂不出直至病故,终年53岁。

(二) 改编古典名剧的当代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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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当代改编前代作品都不可避免的表现出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照,元代的高明改编宋代的《赵贞女蔡二郎》是如此,现代的姚金成改编《琵琶记》也是如此。

《赵贞女蔡二郎》出于宋代戏文并非偶然。因为书生发迹后负心弃妻的现象在宋代颇多,这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书生发迹提供了一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捷径。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倖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如《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作品的社会原因。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多年,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社会现象。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正面歌颂书生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把《赵贞女蔡二郎》改编成《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尽管高明改编的《琵琶记》还是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所以能够在戏曲舞台上绵延至今久演不衰。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对比宋元两朝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性的觉醒和人格的自尊日益强烈,特别是女性的自尊自强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不能不反应在姚金成先生改编的豫剧《琵琶记》里。因此,豫剧《琵琶记》对比南戏的《琵琶记》就有了三大相同和不同之处:

相同处之一,是豫剧本在形式上依旧保留了南戏本的故事框架,是写赵贞女与蔡二郎的故事,而不同之处则是把南戏本的四十二折之长浓缩至前后六场之短,以适应现代观众观赏习惯;

相同处之二,是豫剧本在内容上依旧保留了南戏本重点刻画蔡伯喈、赵五娘和牛淑玉三个主要人物的铺排,而不同之处则是在铺排中突出了对赵五娘的思想行为的细腻刻画,以满足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相同处之三,是豫剧本在主题表达上依旧保留了对蔡伯喈和牛淑玉的同情,不同之处则是强调了赵五娘自尊自强的精神品格,变南戏本的“子孝妻贤”的大团圆结局为“形似而神不似”的团圆,以反映出现代社会对古典名剧改编的当代观照。

现时搬演姚金成先生改编的豫剧《琵琶记》,就是要在表现相同之处中突出表现不同之处,以体现这个改编本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给当代观众以审美满足和思想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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