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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纪出版:我的越剧人生

[来源:艺术中国]  [2012/9/23]
在《弃妇》中,我扮演一位被丈夫抛弃的妻子,从第一幕哭到最后一幕,标准的一出苦情戏。或许是当时观众喜欢看苦戏吧,演了三十四场,连演连满。大概是入戏太深的缘故,那段时期我心情很压抑,人也瘦了不少。最后一场是全剧高潮,我扮演的妻子在指责欺骗了自己的恶丈夫时,有一大段清板,随着感情的递进,悲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我顺势发挥加了七八句唱词。演出完回到后台,编剧红澜先生特意跑来对我说:“王小姐,今天的演出很感人啊!你那几句唱加得好,丰富了人物的感情。”

少壮剧团开演后不久,我的老师竺素娥和姚水娟相约到皇后戏院来看我的演出,报上戏称此举为(越剧)“皇后”看“皇后”(戏院演出)。我和陆锦花两人的名字被扎成红绿霓虹灯,在繁华的夜市中熠熠闪烁,显得分外耀眼。当时,我老师和姚水娟都已经结婚隐退,过着家庭主妇的平静生活。看到老师们来看戏,我十分高兴,拿出当时新潮的饮料“可口可乐”招待,小报上称之为“两代红伶的相会”,不免有前浪后浪新人旧人的一番感慨。“红伶”,我盯着这两个字愣了一下,我真的算是“红”了吗?

“皇后”这段时期,是我艺术生涯中的关键一步。从十二岁离家学戏开始,努力用功,争取唱红一直是我的目标,转眼九年过去了,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却并未感觉到多少快乐。后来,很多人问过我,在那个年代,当一个“明星”的感觉是什么?说实话,我的感觉就一个字:忙。

随着关注度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压力也更大了,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早上练唱练功,下午和晚上两场演出,日夜两场之间排新戏,演完夜场去电台做宣传,回家后还要读剧本至深夜。有一天晚上我睡着的时候,忽然哭了起来,惊醒了身边的母亲,原来我做梦还在演戏,正在唱《秦雪梅吊孝》呢。

有时遇到需要特殊“才艺”的剧目,还得临时现学。如在《女伶受辱记》中,我演一个京剧女艺人,要唱一段“戏中戏”,赶紧找了京剧老师教唱,学了一段《玉堂春》和一段《宇宙锋》。演《新珍珠塔》时,我又向京昆老师学习身段,还请了昆曲艺人郑传鉴先生为我量身定做设计动作。那时年轻,精力充沛,一出新戏排上两三遍就能上台演出了。

此外,生活上也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人际往来比以前多了,也有一些忠实观众由戏迷变成了朋友。当时的越剧观众以家庭主妇和女学生为主,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学生组建了一个戏迷组织,称为“文社”,算是那个年代的“追星族”和“粉丝”吧。她们常常结伴来“皇后”看戏,有时会对我的表演、唱腔和服装提出意见;在日夜场中间休息时,还带上纸笔教我文化和书法,大家相处得十分愉快。

随着观众群扩大,观众面拓宽,我必须学着应对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在皇后戏院时,我结识了当时上海滩豪门世家“叉袋角朱家”,朱家是近代民办纺织业创始人朱鸿度家族的后人,以开纱厂和面粉厂起家,曾有“面粉大王”的称号。长房朱斗文先生和太太比较喜欢看我的戏,二房的太太是陆锦花的戏迷,所以一家人自然就成了皇后大戏院的常客和贵宾。

一天,日场戏刚散,剧场的案目(注:旧时经营票务等事项的人员,俗称接生意)说:“王小姐,有一位朱斗文先生和他的太太想来看看你,他们是天天来看你戏的,见一见吧。”那时,观众来后台看演员是很普通的事情,我不在意地说:“好呀!”没多久,案目领着一位先生和三位穿着入时的女眷进来了。彼此客气地寒暄了几句,我说:“不好意思,后台小,没地方请你们坐了。”朱先生说:“王小姐不用客气,我们来看看你就走。”朱太太说:“明天中午我们想请王小姐来家里便饭,不知肯赏光么?”还没等我开口,案目忙不迭地答应了。夜场开始,朱家夫妇又连看了第二场。

我性格内向拙于言辞,并不擅长应酬交际,好在朱家人十分热情,他们在皇后戏院包下了一排座位,日夜两场来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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