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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昆曲的演出谈起

[来源:艺术中国]  [2012/9/29]
此次具有人类文化史上重要意义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中国符号学论坛首届研讨会,不仅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而且是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国际聚会。同时,大会官方主题虽然是“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其实质则是“东西文明间的对话”。而在本中文文章中,我不妨“举贤不避己”地说,大会和论坛的最深主题(虽然只是表现在象征性的意义上)应该是:“中西学术传统间的对话”。准确地说,那就是(在潜在的意义上):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和西方现代理论之间的对话。然而非常遗憾,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备(西方人因“汉语文语”的限制和中国人由于“外语理论语言”的限制),我们主要只能争取在此学术聚会中“呈现”我们的学术性问题,促进彼此今后的理解沟通,以备在相关主题上继续展开全球化时代的人文思想理论的交流活动。

大会主办方,为了在此国际大会上向国际友人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瑰宝,特别选择了著名江苏昆剧团在大会开幕式当晚提供一场折子戏演出,以介绍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昆曲。中国各种不同类别的传统文艺都具有极其不同于西方文艺传统的结构性的、甚至于符号学性的特征,这就是其普遍含有的如下倾向:程式化、格式化、类型化、意象性、象征性以及最终朝向心灵深处的“神韵意境”等。而昆曲艺术作为最具综合性的艺术,恰恰包容了各个文艺类别的结构性特征。(某种意义上,可相比于现代文艺中影视艺术具有的这种全面综合性)中国传统艺术不仅为古代中国文人普遍欣赏,也足可为今日中国各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和表演人员所欣赏。审美欣赏相关于观众读者的教育背景和环境背景,非相关于什么“硬性知识”的有无,所以并非简单地是什么古人高、今人低的问题。但是以现代学术手段分析和理解古典文艺的结构、功能、意涵和“接受机制”(今日所说的“接受美学”和“文艺解释学”),以有助于今人更准确地理解古今文艺沟通的“肌理”和促进“古为今用”的有效办法,则不能仅依靠直观的艺术修养来经验直观地加以“处理”。在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大为发展的今日,应该根据更恰当、更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对之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认识。符号学,某种意义上,首先就是针对此种有关人文学术和文化艺术的重要任务而出现的。比如,就昆曲艺术的欣赏、理解、维护、传承的各个环节上的问题来说,就绝对不是仅凭日常经验可以简单化地处理的。例如,仅为了解决剧团在商业化时代的生存问题,而对其进行“通俗化”的改造、以迎合现时代广大观众的做法,就是缘于不懂文艺科学规律的实用主义态度。为了“推广昆曲”,而只根据少数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并非具备现代文艺理论科学的认知的话)的直观性审美判断(加以某种资金来源的物质性支持)对传统昆曲剧目进行“实用主义的改造”,其长期的文化性后果不堪设想(当前观众人数的人为性促增政策和观众对昆曲趣味性的相对提高手段,其实与昆曲艺术内在的美学价值的保持和传承,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在此尤其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为什么?昆曲的“本质”正是其数百年间通过历代舞台上的千锤百炼实践所形成的各种程式化艺术经验积累;昆曲的“奥妙”就是存在于这些程式化系统构成的“运作框架”(兼含静态的“规则”规定和动态的运作性的、技巧性的表演体验的凝聚)内的。“现代化的改造”,一不当心(如果以迎合时代文化趣味为主要标准),就会把此古典艺术的“精华”(传统文艺的精华都是与其媒介类别内的技巧性经验积累连在一起的)删除或损坏掉。别忘了,昆曲艺术,诞生于古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内,其最高审美目标与现代文艺并不相同。如果你“触动”了昆曲艺术构成的(技巧性生命的)“根本”,就是在“瓦解”此古典艺术。更严重的是,昆曲作为表演艺术与其他古典文艺不同,其“存在”不是基于文字性、笔画性等“记录性文本”,而是基于作为活生生人的“演员”之存在。所谓昆曲艺术的存在,完全基于演员其人的存在,而演员的存在是靠长期艰苦专业训练达至的。此训练有其内在的、历史上形成的规范要求,而并非依存于其当前演出的“生态环境”之内。反驳者会说:不,昆曲从唐宋大曲,元杂剧到明清的兴盛,无不是在表演实践中创造性发展的,我们今日也应该通过演出创作的实践来推陈出新?首先,“昆曲”,特别是号称“文人戏”的“南昆”(试比较“文人画”),其关键性的艺术性创发,并非仅靠表演人员自己的舞台经验积累而成。表演人员和熟悉表演艺术的(素朴)“理论家”的功能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没有明代魏良辅的“关键性”总结和提炼,如果没有在先精通音律学、声律学、韵律学等“古典理论家”提供的知识性基础(并非仅通过剧情唱词等文学性、戏剧性因素的经验性改进),昆曲艺术不可能达至中国几千年来表演艺术和戏曲艺术史上的最高峰。但是,这一分析是根据于昆曲艺术生存于传统文化环境里的事实得出的,而今日我们面对的是传统文化环境已经完全为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取代的情况下产生的问题,这个跨时代、跨文化的美学交流问题,就绝不是单纯按照古代历史经验可以解决的了。

那么,我们不是有了这么多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文艺理论了吗?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我们符号学界长期以来谈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把西方的各古典专业性理论模式简单化地移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符号学和解释学,就是要处理和解决这样复杂的古今中外思想与文艺的有效汇通的问题。再回过来看昆曲例。正是昆曲符号学分析告诉我们,昆曲艺术的要素不在于其戏剧性。因此那些打算用“文明戏” 改造昆曲传统剧目,使之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趣味的设想,可称之为一种“美学的误会”(京剧这样做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已较昆曲更为通俗,更多摆脱了昆曲的严格程式化“制约”,受者对象范围大为扩展,一度成功地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同时,更为本质性的区别是,昆曲中乐与舞的严格相关性对比关系程式化的设计,使之难以适应通俗化的改良,因戏曲改良主要指剧情的改变,而对于昆曲,其戏剧性部分恰恰并不重要。而造成昆曲艺术难懂的关键,除了其唱念方面极其细腻的双重音乐性构造外,还表现在观众对此乐与舞的相互结构性搭配表现之美学接受性习惯之丧失。后者则完全是一个文化人类学上的问题)。如果再想在唱做念打上经验性地(即面对着现代观众的审美需要)“推陈出新”,就可能进一步损害历史上积累而成的昆曲艺术要素系列之妥存。那么,为什么古代人能够随意(按直观经验)推陈出新我们现代人就不能呢?因为时代环境的不同和人员的教养不同,你的今日艺术性“感觉”和古人的不一样,即使你能准确接受古典艺术,你也不可能在原审美方向上进行“有效的”(适切地relevantly)改进。被动接受的审美能力和主动创发的审美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试举例言:对于“欣赏”古人诗词,现代人亦可足够自信,却根本不可能参与同一水平上的创作;研究者可以在纯理论的层次上理解电影理论问题,却完全不懂也不可能掌握电影艺术创造技术,法国电影理论家麦茨亦然)所以,你不能以为你如今仍然非常喜爱昆曲你就能够对其“动手脚”。如果你懂得区分不同的文艺结构和功能的不同方面,就不会如此经验主义的“自信”了。(同理,懂得电影艺术制作的人并非就懂得深入评介电影作品,更谈不到研究电影理论了。最近以来,好莱坞式的“大片制作”日益贫弱化,也并非仅相关于制作家的才能大小问题,而是商业化时代的文艺环境的全面变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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