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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昆曲的演出谈起

[来源:艺术中国]  [2012/9/29]
以上所谈,一方面涉及到“跨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如中西文化和文艺沟通的理论的与实践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到“跨学科研究”的方面,例如,电影、小说和昆曲等领域都可泛指创作与研究两个部分,而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人们不必要在此同一约定俗成的名称下“互争高低”。而这些文艺领域的理论性研究部分则必然相关于、甚至于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知识工具,而这些领域中的创作者们则并不需要这类其他学科知识。例如,电影制作者不可能深入理解自己的行当的全部历史性、社会性、美学性意涵,因为这需要他们不感兴趣的其他人文科学理论知识。〔而号称关心理论问题的爱森斯坦、帕索里尼、吉达尔等“电影创作家”掌握的“理论部分”又主要被当成了他们的艺术意识形态性操作的“纯工具”,而并非有助于他们对自己艺术行为的科学性认知〕而人文科学理论家们也当然没有能力从事艺术创作。文学家罗兰巴尔特专门分析小说,但他绝无能力如其自己期望地那样从事小说“创作”,他的“分析性”本性阻碍着他进行故事类编造(正如记得罗素曾说过,他因为天性倾向于分析活动而不再可能创作诗歌,虽然他的哲学性散文被公认为具有较高文学性,此种文学性却已为大多数现代哲学家所丧失或放弃)。也正因如此他可以比哲学美学家更真实地认识文学的“要素”。

本次大会的宗旨就是要在真正全球化的水平上(而历史上首次不是在西学中心框架内)展现人文科学和人类文化研究应该沿跨学科和跨文化方向革新推进的企图心。我们对于此学术聚会的成果不能预期,但我们对于通过此聚会可进一步较完整呈现相关问题之所在一事则颇怀期待。因为此难得经验至少可留存给后继者参考,如此则可谓于愿已足矣。就中国人文科学百年现代化史而言,我认为中国新时期的35年,不仅对于中国大陆,而且对于港台美华学界而言,均可以认为是标志着一个中国文化学现代化史上的“分水岭”:这就是“现代古典期”和“现代未来期”的划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划分。符号学当然是属于后者的,因此它必然还处于探索期和形成期,但它是决然朝向于未来发展的。在严式意义上,“古典期”也确实主要以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人文理论为主体,而对于中国学界而言的“真正现代期”或“现代未来期”,则强调首先应对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对二次大战后以来,西方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主流的发展进行全面充分的掌握(绝对不能只限于对当代西方汉学界偏流发展之掌握)。这是三四十年前在两岸四地都尚未充分达到的学术发展态势。自然,在时间上,有人说有些华人地区早就与西方同步发展了。但那要看在什么方面和什么程度上的发展,因此不可以偏概全。不要忘了,美国对西欧战后人文科学理论的全面掌握也只是自60年代才开始的。本人于1977年底完成布洛克曼《结构主义》翻译时,所根据的本子是1974年才出版的美国“认识论丛书”版,该系列丛书均以呈现当时世界前沿人文理论性著作为宗旨。大约同时,伊格尔斯也才刚开始对美国史学界介绍“欧洲新史学”。港台地区不少人文学者当初在美国哲学系受的教育当然主要限于分析哲学、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部分,其后如再转换跑道到“中国文史哲”来,则可以推测其在西学理论和中国古典理论两方面其实均嫌学术准备之不足(他们自己当然绝不承认,这是今日功利主义学术界排斥“自我谦虚”的惯习所致。结果他总是处处“扬长避短”,反正能够积累资历即可)。至于其在第二代“新儒家”领导下进行的传统中国思想的理论性探讨,其“理论基础”部分的程度,其实大体停留在于1949年前在大陆时代的水平。自1949后海外华人人文学者已大幅度地脱离了二战以前大陆曾经存在的全面蓬勃发展的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运动的大环境。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所以不能真以为你们有效继承了该早期文化学术现代史传统及其发展动力。

我们强调现代化人文学术理论的第二阶段,似乎是在强调对战前战后西欧人文理论传统的特别关注(因为两岸四地百年来的留学生大多数来自美国教育系统)。虽然如此,但这绝对不是要主张西欧理论本身的“正确性”;正确地说,此处所指出的是:西欧人文理论“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分析和批评!西欧并不一定是比英美在理论探讨的结论上更“正确”,而是它们的学术“对象”和研究方向更具有人文科学建设方面的“相关性”和“适切性”。如果像熟悉或出身于分析哲学的罗蒂和王浩先生那样均能不难看出此类“自然科学大方向”的人文科学理论之“局限性”,我们在扩大了理论性视野后也不难看出问题之所在:分析哲学当然全是有用的正面研究,其成果都为我们所需,但其理论观察视域因其沿自然科学式的思考方向而人为地做了“对象域”范围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如所周知,中国人文学者乃至中国文化人,相当多人士生性认同法国派和德国派的理论思考方式,却可能因此难以深入认清该西欧思想理论流派本身的问题所在。这样,我们的实际问题是:欧洲大陆现代人文理论的问题比英美人文科学的理论问题,要更难以准确判断,却又更需要我们下工夫去研究和判断。不仅如此,现代西方哲学理论潮流中最具有理论误导性的学派恰恰均来自欧洲大陆。顺便指出,本人在此进行的任何观察和判断,都不可能获得当前西方同行(包括此次受邀参会的理论家们)的认同。在今日两岸四地一面倒地迷拜西方人文思想理论的风气下,本人的批评性学术立场甚至于可能首先得面对国内学界西化派的反对。

然而,我们此处提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史上的“二阶段观”时,主要意在提醒现代化第一阶段(古典学术理论阶段)上形成的中国现代人文理论系统只具有人文科学发展史上的初步性程度(因此不能为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临时性学术史上的成就范围所限制);从此第二阶段开始,两岸四地才开展了对现代世界人文科学理论进行全面性研究的全新时代。此处所说的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性、深入性和扩大性,却并非要在此轻易地判断谁是谁非。但是,不言而喻,符号学实践的本质就是:并不关心历史上为学者个人评功摆好之事。我们的科学性目的是要不断向前探讨集体性真理,而不是一味向后为学者个人进行“歌功颂德”。本次南京国际大会和论坛研讨会,即是在此发展阶段上的重要前进步骤之一:认识和探讨中国和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未来发展的合理方向和方式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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