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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上党梆子名家闫焕正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1/21]
2012年9月23日,经一个戏迷协会会员贾新建老先生的热心帮忙介绍,我们采访了一位老艺术家闫焕正老师和他的老伴祁福瓶老师。

闫焕正,生于1932年,晋城市泽州县大箕镇申匠村人,上党梆子小生演员、导演;他老伴祁福瓶也出生在1932年,泽州县鲁村西黄石人,上党梆子旦角演员。

艰辛的学徒生活

在四五十分钟的时间里,闫老师主要谈了自己的从艺经历,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儿时学艺的艰辛。

闫老师小时候家庭非常贫困。1932年闹灾荒,他父母都饿死了,弟弟被卖到了长子县。八岁那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嫁到本村的大姐找到当时著名的旦角演员李小堆(即李子清,也是申匠村人),请求收他为徒。于是,小小年纪的他跟随戏班开始了自己的戏曲学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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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戏曲学徒,三年学徒,第四年“谢师”。第四年演戏挣的小米都得给师傅。闫老师学艺的头三年,晋城还被日本占领着,艺人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吃不上饭,穿不上衣。当时在戏班,名角才可以吃点好的,学徒们只能喝稀饭。李子清、赵德俊、申银洞等师傅,演戏很辛苦,可以吃“小二馍”、鸡蛋不烂汤。吃饭时,徒弟给师傅端饭,老师若可怜徒弟,就给徒弟剩点;老师若狠心点,根本就不管徒弟饥饱。

那时候,穿衣也是个大问题。大冬天,不管雪下多深,学徒们都得上台“穿小军”(即跑龙套),一边“穿小军”,一边还得眼看心记,用心学戏。当时闫老师十岁左右,没爹没娘,冬天没啥穿,只好光着脚。说到这些,老人伤心地啜泣起来,连连感叹“那时候学艺,真苦!”

闫老师说,那时跟着戏班学戏,老师根本不直接教授,三年时间,全凭学徒自己在戏台上“穿小军”时眼看心记。徒弟在台上出了错就会挨打,不像如今的戏曲学校,老师会手把手地教授。当时,戏班一天要演三场戏,上午、下午、晚上各一场,时间被排得满满的。演戏时,学徒们得边跑龙套边学戏,练功时间只能排在早上。每天清晨五点钟,天还没亮,学徒们就会被老师叫起来推三把、跑圆场、踢腿、练刀枪。

在旧社会,学艺挨打是很寻常的。闫焕正老人回忆说,学艺的头三年里,由于在台上出错,曾被启蒙老师打过两次:第一次,每只手被打了二十板;第二次,屁股挨了四十板。他还被脾气不好的靳黑蛋老师(上党梆子二净演员)打过两次。一次每只手各打了二十板,手肿得老厚,吃饭时疼得没法端碗,只好早上起来去青石上“溻”。最严重的一次,他被靳老师用“宝剑”在头上砍了一个长长的大口子。那是在演《五丈原》的时候,演到姜维、马岱要带兵去跟魏延打仗,叫小军带马,这时,“穿小军”的他本该拿大刀上场,结果错拿了宝剑。结果,靳老师踢了他一脚,照脑袋砍了一“剑”。他头上被砍了一个大口子,血很快就流了出来,脸一下子就肿了。

说到儿时学艺的苦,闫老师讲了一件至今还不能忘的事。有一次,戏班在陵川唱戏,夜里,师傅烟瘾犯了,让不满十岁的他去五里地外的村子买大烟。那时他经常和师傅去买大烟,路是熟知的,但心里特别害怕。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在大冬天走五里夜路,碰到狼怎么办?虽然害怕,他还是去了。为了壮胆,也为了以防万一,他拿了根棍子防身。途中要经过一条沟,沟两旁是高地,中间夹着条小路,过沟时,他心里特别害怕,向前猛跑,结果“扑通”一下被跘倒了。他感觉到摸到了软乎乎的东西——竟是雪里埋着的一个死人!买上大烟,他无论如何不敢一个人返回了,经过再三央求,人家才叫伙计把他送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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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晋城解放了,东四义鸣凤班的戏箱被政府没收,晋城县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县剧团。艺人们开始被组织学习、受训,学习党的政策;上级派去了文化教员,教艺人们识字、学文化。艺人们经过学习,思想都发生了转变,不再打徒弟了。成立剧团以后,闫老师学艺已满三年,按旧例,要“一年谢师”。这时候,赵德俊(金圪瘩)、申银洞、陈小富、阎小发等老师觉得他还是块唱戏的料子,演戏间隙就开始对他进行点拨、指导,不管是表演出了问题,还是哪个地方唱错了或说白不对,老师都会提醒他。“谢师“结束后,1945年7月份,他成了晋城县人民政府剧团的一名演员。

调往“专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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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老师的老伴儿祁福瓶老师是1950年到晋城县剧团随团学戏的,也师从李小堆老师。她学艺时已经是新社会了,没有受什么罪。到剧团后,两人相互认识,逐惭有了好感,过了两三年就结婚了。

“谢师”结束之后,闫老师不再跑龙套,真正开始演戏了。几年下来,赵德俊(金圪瘩)、申银洞、陈小富、阎小发这些老师的拿手戏都传给了他,特别是申银洞和阎小发的拿手剧目《黄鹤楼》,在年轻一辈演员中,数他唱得最好。大约1958的时候,晋东南地区举行文艺会演,地区主管文艺的书记听说他演的《黄鹤楼》很好,就指示把这个戏作为“垫戏”演了一次。领导看后非常满意,就指示把他调入专区剧团。当时晋城县领导不愿人才流失,没有同意放人;1959年7月,县里“抗不住”专区的调令,才同意放人。于是,他被调往了晋东南专区艺术水平最高的“专一团”。

闫老师在“专一团”工作了四年,四年间,他常演的剧目是《黄鹤楼》和《金玉佩》,其中《黄鹤楼》作为《三关排宴》开演之前的“垫戏”,每个台口必演。在东北拍电影《三关排宴》时,第一场招待晚会所演剧目即是《三关排宴》,开演前的“垫戏”就是《黄鹤楼》。

1960年,山西省四大梆子剧团“搭擂台”(应当是戏曲会演一类的活动),大会上,领导宣布闫焕正、宋清秀、杨荷叶等为“国家中级演员”、“文艺十二级”,每月工资六十八块五,这是上级对他表演艺术的一种肯定。

从事导演工作

闫老师说,他文化程度虽然低,但特别喜欢钻研。1960年正月初六,山西省平陆县发生了6l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经过多方帮助,民工们转危为安。这就是后来广为传颂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故事。事件发生后,省话剧团短期内将其搬上了舞台,不久后以此为内容的歌剧在太原上演。山西四大梆子会演时,当时晋东南剧团的导演没有去,回晋东南汇报演出没有合适的剧目,也想排演《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但话剧和歌剧剧本不能直接拿来用。在这种情况下,闫老师就自告奋勇,跟领导说他可以试试把话歌和歌剧剧本综合一下,改编成上党戏。剧本拿出来之后,郭老师(当是郭金顺老师)惊讶地说,“焕正可以,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本事!”在地区汇报演出之后,李长学部长说:“回去让焕正负责业务、负责导演”。

1963年,晋城剧团人才缺乏,闫焕正被调回了晋城县。回晋城后,他就很少上台演戏,主要在剧团主要搞业务,做导演工作。几年间,除了排样板戏,他还为剧团排演了《天波楼》、《徐策跑城》等传统戏和《万象楼》、《十里店》等现代戏。

闫老师能胜任导演工作是和他喜欢钻研分不开的。在做导演期间,他曾在太原参加过省里组织的相关培训。洛林、张万一等老师都给他们讲过课。参加培训过程中,有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大意是:做导演的人,脑子里必须装大量的东西,将来搞创作的时候随时可以用上。这句话使他更加自觉地加强学习,随时随地学。1960年,“专一团“赴长春拍电影,由于剧本不成功,剧团在长春住了半年,演员早上练完功就没啥事了。于是,闫老师就整天钻进摄影棚里,向长影的导演学习,问这问那,学习了不少东西。

“文革”后期,剧团里两派斗争非常严重。由于喜欢钻研业务,在剧团,他被领导扣了三顶帽子:“不问政治”、“ 业务关键”、“技术挂帅”,每年年终学习,总得检查两三天,最后稀里糊涂过关。后来,他看到这样下去对自己不利,就要求离开剧团。于是1971年,他调离剧团,调入“蛋厂”搞工会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

花费心血整理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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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闫焕正老人陆续整理了一些老剧本。所谓整理,其实是根据记忆记录。他说,从小学艺,以及后来在舞台上演出,他和李小堆、申银洞、陈小富等老师长期在一起,后来,这些老师把自己拿手的剧目都传给了他,多年来,他脑子里记了好多东西。后来,他怕这些东西失传,就花了很大功夫把记得的东西都记录并整理出来了。他认为,这些东西作为资料将来一定会有用。他提到,有些剧本,再过几年就排不成了。比如折子戏《罗zhang(音,读作一声)跪楼》里有些独特的表演,若后人没有看过,是无论如何都想像不出是如何表演的。这些,他都如实记录下来了。

采访结束之后,老人从一个房间搬出一摞手抄的剧本,他说,“库房”里还有一部分,数量并不比这部分少。大家把老人拿出的一大摞剧本拍了照,又讨论如何更好地保存这些剧本。我建议协会出力,帮忙打成电子文本,老安建议跟上党戏剧院联系,将有价值的剧本整理出来。后来,大家觉得那么多剧本,一下子整理出来是很困难的,于是约好不久后再次登门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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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遗憾

采访结束之后的第3天中午,忽然接到晋安打来的电话,他说,“闫焕正老师不在了。”我一下子呆住了——不可能啊?他身体那么棒,两天前还和我们谈笑风生呢!但他说,“真的,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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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我突然感到很愧疚,若是我早点把这段文字写出来,视频也剪辑出来,老人在网站还能看到对自己的采访;而现在,他再也不可能看到了!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之后,我在根据录音整理这段文字的时候分外用心,先后听过两三遍;特别是闫老师儿时学艺的部分,我几乎是根据口述完整记录下来的。

在此,希望闫老师一路走好!也希望闫老师花大量心血整理的剧本能被完好地保存,为研究者所看到,起到它们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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