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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秦腔流派及艺人综述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1/24]
西秦腔,即“琴腔”,“甘肃调”,又名陇西梆子。西周时甘肃民间说唱为其始源。甘肃为最初之秦地,故名西秦腔。至明清两代,以庙会戏形式盛行于甘肃,并广播于陕西等地。

至明万历年间,西秦腔南下至浙江与当地方言结合形成浙江绍剧;又有陇右(今甘肃天水)刘天虞(与同代戏剧家汤显祖是攀友),到广州做官,带3个西秦腔班子,经过江西流人粤东、闽南、台北一带,最终扎根于广东海陆丰形成广东西秦戏。明万历(1522)年间在江浙人所作传奇抄本《钵中莲》第十四出《补缸》一剧中引用“西秦腔二犯”,可见此时西秦腔在南方已经广泛流传并对当地戏剧的诞生有着直接影响。至清代,西秦腔在北京流行一时。清代著名戏剧家徐珂《清稗类抄》第三十七册“戏剧类”记载:“北派之秦腔,起于甘肃,今所谓梆子者则指此。一名西秦腔,即琴腔。盖所用乐器以胡琴为主,月琴为副,工尺咿呀如语。”

清朝西秦腔在陕西,山西等地有了很大变化,与当地方言不断融合,山陕地区已经普遍改称“秦腔”。而在甘肃仍叫西秦腔,并与山陕调区别明显。西秦腔不仅是梆子戏的鼻祖,也是京剧的鼻祖。京剧的司鼓以及西皮调等都直接来自西秦腔。

西秦腔是以兰州以及河西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西秦腔就其艺术特点和风格而言,长期保持着甘肃地方特色的古老艺术风貌。在艺术表演上便非常重视突出人物的身分、气度和神采,注重用浓墨重彩的写意与夸张手法,比如脸谱的勾描、面部涂抹油彩或墨渍、大幅度的动作或特技、大铜器的运用以及燃放火焰,营造厚重炽烈的环境氛围,表现人物的神情状态和性格特征。唯其如此,便极其讲究作派,讲求作派的硬扎展拓和麻利干散,要求手里头清楚,脚底下干净,身段漂亮,脸上有戏,眼中有神。从而创造了以讲究功架(兰州人称为“架架儿”)的雕塑感和造型美为主体的表演程式、动作、技巧以及脸谱和服饰装扮,形成了粗犷激越、古朴浑厚又干散硬扎的艺术风格,体现了追求肃穆庄严和崇高的审美趋向。就剧目来讲,多是以须生或花脸为主角的传统老戏。由于这些传统老戏大多表彰忠臣良将、豪杰志士的义节品格,而根据《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七侠五义》改编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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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腔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艺术风貌和传统,是由福庆子(张福庆)、唐待招(唐华)、十二红(李夺山)、麻子红(郗德育)、富宝子(耿忠义)、二娃(岳中华)等为代表的杰出艺人创造、丰富和延续下来的。岳中华则是把甘肃秦腔流派延续到当代的杰出代表。福庆子,说他是生、净两门抱的杰出人才,身怀绝技,文武不挡。《火焰驹》的放火和“三鞭子”是他创造的。他的拿手戏除《火焰驹》外,还有《血诏带》(曹操)、《黄花山》(闻仲)、《八义图》(赵盾)、《游西湖》(贾似道)、《五花马》(郑丹)、《三闯碧游宫》(广成子)等。他是甘肃秦腔流派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唐待招因向他请益成为一代名净,耿忠义学习唐待招把净角艺术推向高峰,十二红因承袭他的表演艺术成为红极一时的峥嵘人物,麻子红学习借鉴十二红的长处为须生行当开拓出崭新境界。 兰州本地或宗甘肃戏路的演员除耿忠义、岳中华外,先后有杨汝霖(花脸,俗称“尕麻子”,脸谱身架具有甘肃特色)、马炳南(须生兼演花脸,腹笥渊博,人称“戏包袱”)、王兴元(俗称“王相”,年事已高,牙齿脱落,常演老旦。扮相酷似老妪;有时还演《访白袍》的敬德)、张雨亭(俗称“寿娃子”,曾以旦角享名,后演丑角)、甲子(姓名不祥,演戏大而化之,但脸谱精绝,为人称道)、赵福海(花脸,耿忠义嫡传艺徒)、吴德育(旦角,耿忠义嫡传艺徒。唱做俱佳,富有激情,演《黄河阵》中的三霄、《五岳图》中的高兰英、《太和城》中的殷夫人以及《游西湖·杀生》中的李慧娘,颇具甘肃地方特色)、彭安民(小生兼演花脸,兰州“觉民学社”出科学生,演戏甘肃路数)、李益华(须生,兰州“秦腔训练班”出科学生,麻子红弟子,《哭秦庭》、《取都城》诸戏皆宗乃师戏路,尤以《拜台》中诸葛亮的变脸法因得真传而为人称道)、任易俗(小生,兰州“化俗社”出科学生,演戏平整规范,为兰州小生行的优秀人才)、周正俗(须生,兰州“化俗社出科学生,麻子红弟子,郗派剧目大多能演。以《潞安洲》颇具乃师风范而享有誉)、王化理(须生,兰州“化俗社”出科学生,嗓子沙哑,注重功架作派,完全甘肃路数)、袁天霖(花脸,永登县人,40年代出现的净角杰出人才,以擅演包公戏而名震一时)、孔新晟(须生,幼年曾师从麻子红学艺,后入兰州“新学社”学艺出科,戏路宽泛,做表富有激情)、梁培英(旦角,与梁培华为孪生弟兄,他为长,青衣戏做表都好,《对银杯》中二娘被害时眼鼻出血的表演,最为观众所称道)、梁培华(主攻旦角兼演小生、须生,兰州“觉民学社”出科学生,功底深厚,文武兼擅)、张观芳(旦角,文武兼演,是文化社的中坚人物)、王化兰(旦角,兰州“化俗社”出科学生,后改敲鼓)、王晓玲(旦角,艺名“九龄童”,嗓子很好,崭露头角)、韩宝恒(旦角,听说是票友下海,扮相俊秀,唱腔有韵味,观众很为捧场)、苗兰亭(花脸,永登县人,唱做甘肃路数)。

从陕西来甘肃的许多有见识的演员,如麻子红(郗德育)都要污潜心学习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而且连仿效易俗社而在兰州创办的新型社班和科班中学“生”、“净”的学生,诸如“秦腔训练班”(含“觉民学社”)的黄致中、彭安民、李益华、吴俊卿,“化俗社”的李化仁、郗化民、王化理、周正俗、任易俗,以及“新兴社”的孔新晟等,仍然把甘肃秦腔流派的戏路和风格特色当作学习的范本。

辛亥革命(1911年)后,西安成立的易俗社开启了秦腔改良的新风,表现男女婚姻爱情和家庭悲欢离合的新编剧目渐成秦坛主流,陕西演员也不断来兰演出,甘肃西秦腔虽然受到冲击和影响而几易社名,但它以甘肃本地演员为主体的基本班底却一直保留着、延续着。陕西来兰演员先后有穆九苓(须生,唱做俱佳,可惜未造成声势大红起来)、党玉亭(据说原名党金贵,演旦角,后改演须生,扮相端庄,声大音正,吐字清晰,擅长道白,《哭秦庭》、《六部大审》、《草坡面礼》诸戏宗麻子红戏路,是文化社的中坚人物)、刘金荣(须生,浓眉大眼,扮相挺拔,嗓音沙哑,讲究功架做派,在兰州一红到底)、肖正蕙(旦角,与李正敏、靖正恭、王正端同为西安“正俗社”出科的优秀学生,功底深厚,文武兼擅,尤以武戏享有盛誉)、朱训俗(旦角,西安“易俗社”学生,唱做俱佳,惜演出不多)、楼英杰(旦角,扮相俊秀,身材苗条,嗓音清亮,唱腔工稳,做表细腻,善于刻画人物,花衫青衣皆演,尤以青衣见长,其声势一度不逊于秦腔名旦何振中)、付荣启(旦角,扮相俊秀,唱做俱佳,是颇有声誉的陇上名旦)、牛利民(小生,西安“易俗社”出科学生,扮相英俊,功底扎实,嗓音清亮圆润,唱腔刚劲激越,以岳中华传授的《辕门射戟》、《花云带箭》和宗麻子红戏路的《哭祖庙》,享誉金城秦坛,是文化社后期的中坚人物)、王定秦(丑角,俗称“尕顶鞑”,嗓音清脆嘹亮,插科打诨,诙谐幽默,是文化社后期的当家名丑)、杨金民(花脸,嗓子不好,注重功架,由于潜心学习耿忠义的表演艺术,成为文化社后期耿派艺术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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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但由于耿忠义和岳中化的戏仍然是码列头筹,吸引观众的大魂文章,而麻子红的弟子周正俗、孔新晟正在走红,各以自己的所学承传郗派艺术的遗韵,又加之袁天霖的包公戏异峰突起,因而甘肃秦腔流派仍然保持着可观的阵容,文化社的戏依然洋溢着甘肃秦腔的古老艺术气息。 耿忠义在《白逼宫》中的曹操,奸相毕露,阴森肃杀,一声“魏王进宫来了!”让人胆颤心惊;演《黄花山》的闻仲、《太和城》的孙武,伟岸肃穆,宛如尊神,让人肃然起敬。对阵开打,移步换形转过场中简洁沉稳的台步,鞭劈入里的动作,特别是展示功架的雕塑感很强的不同造型的扎势,更是大气磅礴,富有神韵,令人叹为观止;演《火焰驹》的艾谦,随火出台,挥鞭策马,人随火走,火随鞭发,台步的稳健合度,马后三鞭的简劲有力,摆髯甩落帽的干净利落,扎势亮相的大气美观,以及一个“门钻儿”微侧身驱疾步下场的边式漂亮,美不胜收,令人拍案叫绝。岳中华的小生戏演的非常好,他演《狮子楼》的武松,英姿勃发,身手不凡;《白玉楼》的张彦、《赶斋》的吕蒙正,温文而雅,神情并茂;而《狸猫换太子》的“陈琳抱盒子”,更的他独擅胜场的拿手杰作。他的须生戏也很有水平,他演《法门寺》的赵廉、《五典坡》(后本)的薛平贵,平整规范,做表纯正;而《太和城》的孙武、《三闻碧游宫》的广成子,服饰装扮、功架做派都是地道的甘肃风范,威严清峻而矫健挺拔。得自十二红的小红(生)戏他更拿手,我看过他的《卖华山》(饰高鹞子),神采飞扬,别具一格。他也演耿家路数的甘肃花脸戏,他和耿忠义合演的《双火焰驹》,两个艾谦,你出我进,各显其能,耿忠义沉稳凝重,以声势压台,岳中华迅捷干散以神情取胜,交相映辉,堪称双璧。他身量不高,面颊瘦小,但脸谱勾得非常精细漂亮。为扬长避短,他不演《白逼宫》中的曹操、《游西湖》中的贾似道,但《游西湖》的廖寅却是他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他如《黄花山》中的闻仲、《破方腊》中的方腊、以及《五岳图》中的黄飞虎,虽宗耿家戏路气势恢宏肃穆,但却更显出迅急快捷、干散利落的个人特色。

袁天霖是40年代异峰突起的著名花脸演员。他身材魁梧,噪音高亢宏亮,善于刻画人物,堪称唱做俱佳。他虽然不演耿家戏路的花脸戏,但他的大净戏特别是包公戏,却在庄重、沉稳、大气之中,显示着讲究功架造型,注重人物神采的甘肃风格特色。他的《苟家滩》(饰王彦璋)为人所称道,也有“活魏虎”之称(刘全禄号称“活魏虎”),《白马坡》(饰关羽)也演的不错,而“包公戏”更是名噪一时,其影响一度在田德年之上。他的包公脸谱,额面日(红色)月(白色)并呈,以月托日,表明日断阳、夜断阴;两颊粉红,突出阳刚之正气。他演的包公,出台亮相身架工稳,气度威严,道白声宏气足而铿锵有力,唱腔的高亢宏亮而富有感情,以及表现情绪激愤时的踢袍、扬袖、摆髯和相帽歪斜的表演和神态,既合情合理又色调浓烈,为“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包公形象增添了新的光彩。因为这样,兰州不仅流行“袁天霖唱包公声音宏大,耿家的三鞭子压了天下”的顺口溜,而且也有他因唱活了包公而断明冤案的传说;正因为这样,他一度连续演出的根据《七侠五义》改编的《铡美案》、《乾坤鞘》、《铡国舅》、《三下阴》等包公戏,便成了文化社极受观众欢迎的热门戏。

1947年耿忠义逝世,虽然岳中华健在,赵福海承续着耿派余绪,杨金民也陆续接演了耿家的花脸戏,还有耿派艺术的后学者刘新荣接踵而起,但因没有领军人物,甘肃秦腔流派便失去了以往的强劲势头;1948年前后,楼英杰远走新疆,周正俗创办“工人福利社”在硷滩后街挂牌演出,带走了刘金荣、王晓玲、牛利民、王定秦等人,文化社的演员阵容一分为二。只有岳中华、傅荣启、吴德育、袁天霖、孔新晟、杨金民、张雨亭、张砚芳等人坚守阵地,与“工人福利社”对台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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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岳中华逝世,甘肃秦腔流派的势头再次减弱。1956年,文化社与一度颇有声势随后渐不景气的新光剧团合并,更名为文光社。由于又有靖正恭、李寿平、李景奎、雪文华、焦云平、张万平、李毓平、郑守乐、杨声乐、吕天乐、刘文乐、王彩霞、王蕊霞、王玉梅等的加入,演员阵容进一步扩大,演出剧目更加丰富,后迁至文化馆剧场演出,一直保持着兴旺繁盛的局面。但因为原新光剧团中来自平乐社的演员渐居主演地位,所以原“老班子”的古老艺术特色便日趋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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