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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的文化阐释》后记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2/1]
在研究二人转的过程中,常常想起我的母亲和父亲。正是他们苦难生活中对二人转的热爱和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帮助我真正理解了东北广大农民为什么那么痴迷二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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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的母亲了。我出生在一个十分贫寒的农民家庭。从小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母亲为了使我们能吃饱穿好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情景。严寒冬天的深夜,屋子里冰冷冰冷,她在煤油灯下给我做鞋、补衣服,她不停地大声地咳嗽着,也不停地尽力地一针一线的做着;酷暑的正午,热得喘不上气来,她光着膀子往家里扛刚打的青蒿子(怕磨坏了衣服),当她把柴捆放下的时候,整个肩背都几乎渗出了血;在最饥饿的1962年,每顿饭她都把苞米面汤中的苞米面疙瘩挑出来给我吃,而她自己却喝那又稀又黑的并没有多少菜帮子的白菜汤;为了使我们能吃上一口饭,她老人家还背着我们乞讨过。……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母亲早年就得了哮喘病。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开始在大队“合作医疗”的医生那里给她买麻黄素、安茶碱、复方安茶碱。那种药一到冬天她几乎天天吃,最后,她还是患上了我们家没有能力治愈的肺心症。母亲成天咳嗽,严重时就大口地咳血,吃云南白药也不能完全止住。那时,根本买不起水果吃,晚上妈妈就把大萝卜埋在灶坑里烧烧去掉辣味用来压咳嗽。她的病痛给她带来极大的痛苦。她生命最后有近10年的时间根本就不能像正常人平躺着睡觉,而是高高地拱起身子,把头伏在枕头上,大口地喘着咳着吐着。她最后是熬干了她的心血,熬得全身只剩皮包骨,药针根本就打不进去了。和妈妈最后的一面,是大学毕业工作后回去看病危的妈妈,是和妈妈睡在一个被窝里,我握着妈妈的手,她已经没有一点点温度,是凉凉的。那是一双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看见过的女人的手,虽然仅仅只剩下了骨架但还是那样出奇的大,那手已经多年不能做什么了,但厚厚的老茧还是那样僵硬僵硬的,还是黢黑黢黑的,没有一个女人有那样一双手。我躺在母亲的被窝里握着母亲的手泪流不止,后悔不止,痛心不止……。在漆黑的北风怒号的夜里,我跪倒在妈妈的坟前嚎啕不止……

在痛苦的生活里,妈妈有她最喜欢给她带来愉悦给她满脸愁云带来阳光的东西,那就是二人转!在最忧伤的日子里,她哼唱二人转,在最喜悦的日子里,她哼唱二人转,在最苦难的日子里,她要哼唱二人转,在最幸福的日子里,她要哼唱二人转。那时,当然安不起正式的广播,更买不起收音机,自然也就不能从那些媒体听到二人转。妈妈听二人转主要是这样两个渠道:一个是哥哥偷偷安的广播,不知哥哥是从哪儿寻觅来的一截一截电线接起来,到夜里偷偷地用长木杆挂在我家前面公路旁公社的电话线兼广播线上,和我家的小广播匣子接上,然后就可以听到广播了。但那时,是没有那么多二人转可听的,只是偶尔才能听到,只要一听到,妈妈就乐不可支了。但那是公社的电话线,有时的确可以听到干部们的电话,那个偷偷安的广播自然就被没收了。另一个是哥哥用二胡拉的二人转曲子。哥哥的二胡如果保留到今天,就可以称之为“文物”了。那是一把什么样的二胡呢?二胡的琴筒是用一个不知从哪儿找到的一节竹筒子和自己晒干的癞巴子皮(蟾蜍皮)糊到上面制成的,二胡的弓是用生产队的马尾巴和一根苕条棍制成的,只有两根弦可能是买的。这样的二胡在我没听时就已经充满了厌恶和反感,当哥哥一拉出来,我就逃之夭夭了,但是,就是那样的二胡在哥哥并不熟练拉出来的二人转曲调在妈妈听来是那样的优美悦耳动心兴奋出神入迷。妈妈并不会唱成套的二人转,只会哼哼一些曲子和在当时我并不清楚后来才知道的东北民歌小调。妈妈小声地唱着王肯写词、那炳晨编曲的《处处有亲人》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一个农家的少女,嫁给了一个贫苦的农民,养育了五个儿女,一生都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惟有二人转才给她来一些美好的回忆、希望和慰藉。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纯朴然而又是一个很富于幽默情趣的农民。他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他的能吃、能干、幽默的即兴创作才能(还有对我的什么事都自作主张的无限制的宽容)。58年吃食堂的时候,他总说吃不饱,有一次生产队长说:“这顿管够你吃,看你能吃多少!”结果是他吃了二斤多苞米面大饼子,还喝了一瓢土豆汤。父亲特能吃是因为他特能干,在生产队干活“歇气”时,他不是去割柴,就是去弄猪菜,要不就是去伺弄自家的“自留地”。从我记事时起,就没见他闲过。如果下雨阴天不能做什么了,他不是这疼就是那疼,妈妈就说:“你就是干活的命”。父亲幽默的富于见景生情即兴创作的才能屯子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总是能用他最快的速度创作出的“顺口溜”和“段子”化解人们最苦闷的心情,消除人们最疲劳的状态,缓解人们最紧张的情绪。那是我唯一在场的一次,因而我至今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三九天,我们在路旁刨粪。刺骨的西北风使我们瑟瑟地发抖,而那一刨一个白点的劳作,劳累而又毫无希望毫无意趣。父亲说我领你们看看“五七战士”的家吧。我们都贴在窗玻璃向里望。我们还没有看完,父亲的“顺口溜”就出来了:“一撮毛你挺得(读dei音),你家屋子四条腿。别的房子比不上,你高兴得咧开了嘴。等到刮风下雨天,你的家里准发水,你的房子爬了架,看你还臭美不臭美”。听乡亲们说,在播种时,在除草时,在割地时,在打场时,在开会时,父亲总是能说些“顺口溜”和“段子”笑话,给人们带来不尽的欢笑。现在我才知道,父亲是个民间艺术家,他的即兴“顺口溜”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创作。但很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这个认识,有时听别人一说到父亲的“顺口溜”还很难为情,因而也就没有记录下来,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父亲的创作才能从那学来的呢?父亲不在了,我无从考察。但从我母亲那样热爱二人转,父亲也那样爱听二人转,以及他的“顺口溜”和段子笑话的特点可以窥见,他无疑是受了他早年看的二人转“说口”的影响。

在研究二人转时,我常常追问自己,东北的广大农民为什么那么喜欢二人转呢?我首先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我母亲和父亲包括我哥哥的身上找到了答案。我常常想起我的母亲的苦难生活和父亲辛辛苦苦劳劳碌碌的一生,以及他们在苦难和劳碌中对二人转艺术的迷恋,是二人转艺术给他们灰暗的日子带来亮色,给他们贫病交加的生活带来慰藉,给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沉闷而艰辛的劳作带来欢乐和喜悦。

我常常想起这些。这也许是我能够以10多年的时间研究二人转艺术的最隐秘的“情结”吧。

能够进行二人转研究并完成这个项目,应该感谢的人很多。他们有我的大学同学王木萧,有二人转研究专家王肯,有著名学者叶舒宪等等,这些感谢的话不写下来,我就不能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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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木萧是我二人转研究的领路人。那还是在80年代末我最苦闷的时期,我的别的研究已经停止,是她常邀我去看二人转、参加二人转艺术研讨会,不断向我邀稿,并帮我搜集资料。没有她的引领和指点,我不可能进入二人转研究领域,不可能产生这个课题,也就不能有这本书的写作。

我能对二人转研究深入下去,并保持长久的学术热情,还应该感谢当时的《戏剧文学》主编李文华,是他的不断热情鼓励、帮助和指教,使我坚定了研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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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初版后记中我曾写过,我的研究是在王肯等前辈研究基础上展开的。以今天文化人类学的眼光看王肯等人的研究,他们的成就是巨大的。第一,王肯等人在阶级斗争思想成为文化、文学主旋律,“民间文化 ”被蔑视的五、六十年代,就广泛深入地研究二人转,这表现了他们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气魄。作为大学教师的王肯把二人转民间艺人请上大学讲坛,又放弃了教授的光辉前程而去深入民间研究“下里巴人”的艺术,即使是在重视“边缘文化”的今天,也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第二,王肯等人收集整理的二人转研究资料是抢救了一份东北文化、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当我们翻阅并利用这一集集资料时,我们不能不为王肯等前辈的默默劳动而肃然起敬。第三,王肯等前辈人的二人转艺术研究有拓荒之功。我们后人尽可以提出不同于王肯等前辈的观点,但我们后人的研究是站在王肯等前辈的基点上展开的,无论何人的二人转研究,也无论提出怎样的新见,都绕不过王肯等前辈。

令我终生不忘的是著名学者叶舒宪老师对我的巨大帮助。我曾经和一些人说过“我是吃叶舒宪老师的‘奶’长大的”。我没有一点夸张,这是我深深的体会。叶舒宪老师的著作向我(当然也向学术界)敞开了一扇敞亮的学术大门指引了一条宽阔的学术道路。他早期的《探索非理性的世界》、《神话——原型批评》等是我进行原型批评的入门书;他的更有影响的《中国神话哲学》和《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庄子的文化解说》、《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等中国古代文化破译系列,以及《高塘神女与维纳斯》、《文化与文本》、《原型的跨文化阐释》、《文学与治疗》等论著,不仅给我以巨大的思想观念的启迪和震撼,更给我以学术方法的指引和范式。他的古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与民间传统和跨文化比较并重的“四重证据法”学术研究方法及其实践,既开辟了新的学术道路,又贡献出了重要的学术实绩。

2006年的元旦,天还没有亮,寒风刺骨,叶舒宪老师已经在北京站接我。他身着旧羽绒服,身背双肩包,简直看不出是个大学者。在北京站旁边的饭店,我还没有坐下,他就从双肩包里迫不及待地拿出了一本新出版的红山玉器研究指点给我看,说实在的,当时叶老师讲的具体内容我根本没有听进去什么,而整个思想和感情都被他这种痴迷的学术精神和对我的深厚情谊激动着。

2006年的4月1日,我又去北京见叶老师。就是在这次北京的去书店的路上,叶舒宪老师建议我再版《二人转与东北民俗》这本书,并提出了重新修改的重要意见。是的,没有叶老师的建议,不可能有这本书的修改和再版。我知道,不是这本书有多么重要的学术价值,而是这个题目本身有继续做好的空间。于是,从北京回来后我就开始了这本书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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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与东北民俗的文化研究》是我1996年申请的国家“九五”社科重点课题,课题完成后,以《二人转与东北民俗》为题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那本书主要是从这样几个方面研究二人转的:二人转的源头和原型;二人转的表演方式;二人转与东北民俗的关系;二人转的结构模式。但那本书太厚了,定价也太高。最主要的问题是,先期研究成果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和发表的,为了照顾到每一篇的独立性,就造成了某些篇章之间的某种重复。这次重新修改,主要是围绕二人转的源头和原型进行更为深入地探讨,而二人转表演方式等问题留待在另一本书里进行专门研究。我沿着叶舒宪老师指引的“四重证据法”研究二人转,把二人转和东北红山文化联系起来,把二人转和中国古文献联系起来,把二人转和东北民俗及民间艺术联系起来,还把二人转和国外人类史前艺术联系起来(跨文化的比较带来了引述过多的问题),力图阐释出二人转的文化之谜。我力求给二人转找到她的原型,给“关东戏剧”找到她的根,给东北文化找到她的源头,给二人转找到由圣婚仪式原型到二人转的形式演化轨迹,给东北农民痴迷二人转找到最终的解释。但由于我的学识既不能熔铸古今,又不能贯通中西,因而我的研究成果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需要再次表达的是,本课题的研究借鉴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文化人类学、东北历史、东北考古、东北岩画、东北文化、东北民俗、东北萨满、东北民间剪纸、东北民间戏剧、东北民间艺术等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包括图片。他们的每项研究都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为东北文化研究的深入展开做出了重大贡献,没有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和没有对他们研究资料与学术成果的借鉴,本课题无法展开也无法完成。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二人转”是东北文化的一个原型,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型,甚至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原型。而只有东北留下了二人转艺术,这真是一个难解之谜。我渴望继续得到得专家、学者和其他读者的批评,也渴望有更多的学者来研究这种“下里巴人”的民间艺术。

还要特别感谢的是,著名美术家、深圳大学教授李瑞生先生,他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他的新著《李瑞生作品集》,使本书选用了最理想的《东北二人转》壁挂图案作为封面构图,使本书增色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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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于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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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二人转的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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