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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之属于我们的牡丹亭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2/13]
时 间:2012年2月23日

主 题:属于我们的牡丹亭

主讲人:叶朗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授课中的叶朗教授

课后同学们与叶朗教授讨论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这次课是经典昆曲欣赏课,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是三年以前我们跟白先勇先生合作共同在北大开设的一门课程,为什么要开这一门课?我先介绍一下,为什么开这个课?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从抢救和保护昆曲艺术民族文化经典来讲,我们要开这个课。因为我多少年以前曾经到全国昆曲院团,当时我在全国政协考察过,从我们考察情况来看,我感觉加强昆曲院团和我们大学的联系和合作,可能是抢救保护和发展昆曲艺术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联合借助大学的力量来培养昆曲的演员、编剧、导演、作曲和理论研究人才,我们可以在大学里头跟昆曲院团合作,可以办昆曲的各种大专班、本科班、研究生班,还可以举办领军人物的培训班,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北大可以办我们国家的各种地区戏曲的领军人物的培训班,我们正在做这个计划。另外一个方面,培养新一代的昆曲观众,因为我们大学生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中有一部分有比较高的文学修养,他们对昆曲这样的传统艺术、高雅艺术会产生比较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呼吁昆曲院团应该订立定期到大学巡回演出的机制,而大学也一直开设有关昆曲的课程和专题讲座,使大学生在校期间就受到昆曲艺术的熏陶,这些大学生将来被分布到全国的各行各业,他们的影响可以为我们昆曲争取到更多的观众,保存、传承本国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本来就是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国际上的著名大学对这一点都十分的自觉,我们的大学也应该对此做出更多的关注,这是第一。

第二,从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来说,这个课程的开设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加强素质教育,学校、社会,素质教育一方面是科学教育,另外一方面是人文教育,包括艺术教育。因为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物质问题,包括文化的、精神的价值的层面,这就需要人文教育,只有人文教育才能提供价值导向和人生的意义,经济发展和科技的发展都代替不了人文教育,缺乏人文教育就会出现价值评价颠倒、价值观念混乱、精神空虚、信仰失落等现象,就会出现精神危机,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只有我们加强科学教育的时候加强人文教育,包括艺术教育,通过人文教育、艺术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学生的品位和格调,引导我们同学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引导我们的同学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我本人是做美学研究的,归结起来我们的美学就是引导我们的读者,引导我们的同学,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我插一句,我们现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关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久前已经钱学森钱先生晚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钱先生晚年记者去采访他,钱先生说,我现在年纪大了,他90多岁了,小的问题我不考虑了,我就考虑大的问题,那什么是大问题呢?就是怎么培养拔尖人才问题,怎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怎么培养拔尖人才,怎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呢?根据历史的经验也根据他本人的经验,他就讲一条,就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这是钱学森先生晚年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后来钱学森去世以后,很多报上发表悼念文章,这些文章讨论一个问题,在座的同学可能也看过,《钱学森之问》,他提出我们怎么来培养拔尖人才,为什么我们多少年来没有培养更多的拔尖人才,叫做《钱学森之问》,很多人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很多学校的校长开会讨论《钱学森之问》,我看以后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问题钱先生自己实际回答了这个问题,至少从一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但是我很奇怪,我看了很多讨论《钱学森之问》的文章,大家都不提这一点,钱先生讲话白讲了,大家听不见,很多人脑子里面没有这个思想,不重视钱先生对历史经验的一个高度的总结,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乔布斯去世以后,大家都悼念他,业界也有人说他不好的话,但是苹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创意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么有人就总结乔布斯的十条经验,在乔布斯去世前的半个月有人写文章,我要来研究乔布斯的经验,不要等他去世以后我们再研究,这篇文章发表半个月份,半个月乔布斯真的去世了,这篇文章就讲乔布斯留给我们十条经验。第一条,凡是有永恒价值的创意都是高科技和艺术的结合,因为乔布斯的团队不仅是有计算机,有人类学、诗歌、历史,有很多人文学科的人,他的创意就是因为艺术和科技的高结合,和钱学森先生晚年讲的完全一致,我认为我们北京大学要重视这一点,因为北大有这个传统,把高科技和人文和艺术结合在一起。

那么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们应该大力培养大中小学的学生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爱好,大力引导我们学生接触学习我们民族文化的经典,深化他们民族文化的根基的意识,我们要大力引导学生自觉的继承发展民族文化的传统,维护民族文化经典的真言,我们要维护我们民族文化经典的真言,为什么呢?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就在损害我们民族文化经典的真言,损害我们的文化经典,他们使它荒谬化,这个不行。民族文化的经典不是个人的,属于整个民族的,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个人去损害它,去糟蹋它。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加强民族文化经典的教育,对于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对于增强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对于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个民族在世界上有自己的立足点,主要就是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立足有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有孔子老子,有李白杜甫,有王羲之,有《红楼梦》,如果没有孔子、老子,没有李白、杜甫,没有王羲之,没有《红楼梦》,那么中华民族就不是中华民族,不再是了。我们在21世纪我们要有更加开放的胸怀,吸收世界上优秀的东西,中国在历史上就是如此,比如大唐帝国,大家都是知道大唐帝国,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打开胸怀,把世界上一些好的东西吸收进来,艺术、宗教各个方面,当时唐朝十部乐,十部乐里头不光有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而且还有亚洲,像柬埔寨、越南这些都是地方都吸收进来了,还有宗教,很多宗教都是在唐代的时候进入中国。我们不仅欢迎他们来,而且还派人出去,玄奘大师到印度去,我们吸收文化,中华民族从来就有一种异常高的热情。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我们吸收外来文化,一定要跟自己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我们历史学家有一位很有名的老前辈,陈寅恪,他过去写文章专门讲这个道理,佛教到中国来,有一些宗派后来没有影响了,为什么?跟中国的文化没有融合,有影响的是跟中国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这是历史的经验。所以我们开这个课,我们把《牡丹亭》引到校园演出,就是这个目的。

第三点,从继承和发展北京大学重视美誉和艺术教育的优良传统来讲,我们的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认为从蔡元培先生开始,北京大学形成了重视美誉和艺术教育的传统,我认为这是北京大学一个极其宝贵的传统。根据我的认识,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的传统可以概括成三个方面。

第一,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在于学民的人文色彩,并且有很强的学术性。第二,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从一开始显示了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重的特色。第三,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立足于中国文化,实行中西兼容,雅俗并包的路线。我就第三点简单讲一下北京大学艺术教育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是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这是10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而且在北京大学从事艺术教育的学者和思想中十分明确、十分自觉。北大艺术有很浓的中国文化的色彩,比如王露先生,王心葵,由章太炎先生推荐到北大来教古琴,开创了古琴教学进高等学校的先例,吴梅先生、许之衡先生先后在北大讲授昆曲,又开创了昆曲教学进高等学校的先例,在这些问题上北京大学都是开风气之先。当时上海的报纸称之为“破天荒的大事”。在蔡元培先生的提倡下,当时北大的音乐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经常举办音乐会,我曾经查过资料,在1919年4月19号,在民事大街青年会举办的第一场大型的音乐会,就是由蔡元培先生亲自主持的,这次音乐会上演出的有钢琴、提琴,也有昆曲、古琴、洞萧、丝竹,当时肖永梅先生在北大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管弦乐队,这是中国最早的管弦乐队,这个管弦乐队一方面演奏了贝多芬第五、第六交响曲,同时也演奏了肖永梅先生自己创作的富有中国韵味的《新霓裳羽衣曲》。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课,我们把昆曲引到这里演出等等,都是在21世纪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北京大学重视艺术教育的优良传统,我认为这对于北京大学创建一流大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刚才我已经引了钱先生的话,中外的教育证明,一所大学如果十分重视艺术教育,如果它的教育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文内涵和人文色彩,那么它所教育出来的学生总是更富有活力、更富有创造力、更富有进取精神,具有更开阔的胸襟和眼界,具有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具有更健康的人格和精神境界,这是开头讲我们为什么,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在三年以前跟白先勇先生合作在北大开这么一个昆曲的课,希望这个课能够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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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讲今天的题目“属于我们的《牡丹亭》”。“属于我们的”这个概念从黑格尔那引过来的一个概念,我下面会讲“属于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会讲一些我对于《牡丹亭》的理解,同时我想借助这个解读给在座的同学讲一点中国美学的基本知识。因为我们看戏曲,看演出,读小说,都需要有一点中国美学的修养,当然因为这个课就两个小时,我刚才已经讲了半个小时。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汤显祖《牡丹亭》的意象世界,意象的概念是中国美学的概念,从中国美学看,艺术就是意象,就是意象世界,艺术不是提供一个物体,比如说我画一个瓶子,我不是向你们提供瓶子这个物体,而是提供这个瓶子一个意象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物质世界,而是意象世界。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的最好的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我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思想,不能太详细。王夫之讨论的是诗歌,其实他是讨论艺术,他的诗

歌可以代表艺术,他划清了两个界限,一个是诗歌和志的界限,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诗言志,这个志一般的理解为我们的思想情感,诗言志就是我们的艺术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王夫之说反过来不能说,志就是诗,诗言志反过来志就是诗,不能说思想情感就是艺术。我记得80年代我们讨论什么是艺术?当时刚经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作家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那个时候很多作家既要表达我真实的思想情感,那就是艺术,有当时的历史条件。艺术当然要表现自己的真实的思想情感,但是不能说表现了真实的思想情感就是艺术,因为每个人都有思想情感,每天都在表达,可能今天有的事很悲痛,哭了一场不能说这就是是艺术,大家来欣赏你哭,当然哭的好也是艺术,这是另外的问题。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是南方人,街坊有老人死了,家里人要哭,比如说婆婆死了儿媳妇要哭,这个哭要哭一天,早晨把东西收拾好了坐下来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叙事,比如说是儿媳妇,我哪一年嫁到你们家里来,婆婆对我怎么好怎么好,哪一年我病了婆婆对我怎么好怎么好。像讲故事一样叙事,这个时候我看到周围街坊很多人围着看,就在欣赏她,看哭的多好啊,哭的好成为一种艺术,成为艺术,不是一般的哭,另外我今天碰到一个事很恼火,发脾气,这个也不是艺术。所以诗言志不等于志就是诗,你有很好的思想不等于你能写出很好的诗,诗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你有思想是对,但是不见得能写一首诗,你学过逻辑,你可以写一篇社论,但是不见得能写一首诗。王夫之的《诗经》第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千户流传并不是说有什么特别新的思想,不是的,它好在不是思想新,思想很独特,而且不是它的意特别,而是它的意象好,意象和意是两个概念,意象是艺术,意并不是艺术,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诗和史的界限,史是历史的实录,今天哪个地方发生地震我把它记下来,这是历史的实录,宋代有人讲杜甫的诗写的非常好,可以当历史来读,写的就是历史,所以给杜甫的头上戴了一个桂冠“诗史”,他的诗歌可以当历史来读。明代有一个叫杨慎的人,是一个状元,他很有学问,他反对“诗史”的这个提法,他认为诗和史是两个东西,我们古代有《诗经》,同时还有《尚书》,《春秋左传》,所以它是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可以代替,那么有了《诗经》就不要历史了,不能代替,所以他说宋代人不懂得诗歌,鄙哉宋人之见也,不足以言诗,宋代人不能讨论诗歌,他不懂诗歌,诗歌就是历史的实录,这两个东西性质和功能不一样。

王夫之继承了杨慎的观点,他认为诗和史是两个东西,《诗经》里面描写一场很大的旱灾,但是它并不像历史实录那样,记录死了多少人,不是这样的,而是它创造了意象世界来反映那一场旱灾,艺术当然反映时代,但是不是像历史实录那样记载,而是创造一个意象世界。艺术不是志,诗不是志,诗也不是史,是什么?就是意象。什么是意象?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情景交融的一个感性世界,或者是一个有完整逸韵的一个感性世界,意象世界。

王夫之讨论意象世界,艺术有很多特点,他讲了很多,比如说有一个特点,艺术作品的内容,艺术作品的内容我们用一个概念叫做逸韵,艺术作品的内容,他有一个特点,很难用逻辑判断和推理的形式把它说出来,说就是用语言、用概念,用逻辑判断和推理的形式说出来。我们写论文是要逻辑判断、推理,要用逻辑。那么艺术呢?艺术的作品呢?它的内容很难用逻辑判断推理的形式说出来,比如说我写一篇社论要逻辑,今天写社论我们要节约用水,很清楚就是要节约用水。因为是可以用逻辑判断表示,所以理论作品的内容、社论的内容是确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我写一篇社论,我们要节约用水,很确定,告诉大家要节约用水,很确定,同时是有限的,这篇社论就是讲要节约用水,是有限的,确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标语口号也是如此,我们讲艺术作品不能写成标语口号,原来我们北大南校门出去有一个广告牌,画了一个母亲带一个小孩,领着他过马路,下面有一句口号,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就是一个口号,这个东西很清楚可以确定,就是过马路走人行横道,没有别的意思,不要站在那看半天,看半天看什么,就是告诉你这个意思,但是艺术不是这样,一首诗、一幅画,你说它什么意思?你用一句话给我表达出来,表达不出来,这幅画什么意思?当然也可以表达,但是你表达出来和画的意思是两回事,蒙娜丽莎,大家争来争去,你说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很难用一个逻辑判断把它说出来。一部电影,比如说今天看电影,你去看了我没有看,在路上碰见你,你给我讲讲这个电影怎么回事,讲了半天这个电影可能是两回事,你讲的再好跟电影内容完全是不一样的,讲的不好更糟糕了,有的时候你没有看电影听人家介绍都是不可靠的,你听他讲可能没有意思,其实可能很有意思,用他的逻辑判断表达不出来,这是两回事。因为艺术的逸韵不能用逻辑判断推理形式表达出来,带有某种宽泛性,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因而带有某种无限性,这是艺术逸韵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带有不确定性。我刚才讲的,这幅画讲什么?蒙娜丽莎讲什么?你看了以后觉得是什么逸韵,他看了又是另外一个。一首诗也是如此,一部小说也是如此,不光是两个人看的不一样,同一个人,我小的时候读这首诗的感受和我岁数大了读的感受可以完全不一样,小时候看《红楼梦》,你可能看不出来什么好的,等到你岁数大了以后有了人生经历你再去读《红楼梦》,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艺术内容、艺术逸韵的宽泛性,某种不确定性,因而带有某种无限性。从欣赏者的角度来说,有一种差异性,我看和你看感受不一样,我小时候看这幅画和岁数大了以后也不一样,美感的差异性,就是美感的丰富性,有一种丰富性。刚才说的那个口号,行人过马路不用站在那看,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可是一幅画,站在那个地方看,你可能又看出更多的东西,越看越丰富,越看感受越多,一幅画要看半天。把一首诗反复吟诵,越吟诵你从里面感受的东西越多。王夫之说,艺术作品之所以可贵,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艺术作品,很重要原因就是美感的丰富性,就是逸韵的某种无限性,不然不需要艺术,我写篇社论就好,社论那个写的更清楚,艺术可能写了半天说不清楚,我一篇社论很清楚,为什么除了社论之外还需要艺术作品呢?王夫之的志很重要,因为他的逸韵具有某种无限性,好的诗歌要反复的读,好的画要反复看,《红楼梦》要反复看,为什么?每次能够看到新的东西,它带有某种无限性。

爱因斯坦很懂得这个道理,有人问爱因斯坦你对巴赫怎么看,又问他你对舒伯特怎么看?他给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他说对巴赫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我只有这些可以奉告,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同时闭上你的嘴,听他闭上你的嘴,不要一边听一边瞎议论。舒伯特,我只有这些可以奉告,演奏他的音乐,热爱并且闭上你的嘴,老让人家闭上嘴,音乐要直接感受,不要说这个说那个,这样会损害音乐原有的意象。朱熹也说,《诗经》的语言里头有血脉流通,所以你要不断的念它,像今天说的朗诵它,这样会感受到里面的血脉,时间一长感受到血脉,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语言,把里面的内在的血脉的意思堵住了,《诗经》不断的念、感受,不要从外面引一些逻辑判断来分析它,就把内在的血脉切断了,朱熹也是很懂得艺术。这是中国美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看法,王夫之讲的,艺术作品在社会上为什么有特殊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艺术运用的宽泛性、多异性,某种不确定性,某种无限性,因而艺术给人的美感带有差异性和丰富性。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对于艺术作品就不能解释,我刚才说的艺术作品的逸韵很难说出来,很难用逻辑判断的形式说出来,即使说的很好也会改变。但是并不是说不可以解释,我们有艺术鉴赏,艺术批评,艺术评论,实际上都是用逻辑的形式说艺术,比如说电影写一篇评论,也是用逻辑判断来解释这个作品。这个做的好还是有用的,艺术评论、艺术解读做的好对读者、对作者都是有用的。

我举个例子,我们明末清初有一个小说批评家,金圣叹,当时我们的小说有一种特殊的批评形式叫做评点,我这本小说出版的时候上面有评点,上面写了很多评论,叫做批语,写在小说上面,眉批,加在中间叫做行批。金圣叹专门批评《水浒传》和《西厢记》,金圣叹是天才,他的艺术鉴赏能力极好、极高,因为关于中国小说评点可以专门开一门课讲。我就举一个例子,讲金圣叹,他评点武松打虎,大家都能看出武松打虎写的很好,好在哪?人是神人,虎是怒虎,武松是神人,有神威,虎不是一般的老虎,是怒虎,发怒的虎,大家能够看到,但是他说《水浒传》武松打虎写的最好不是这个,而是下面最好的。武松在店里头喝酒,喝了不少碗酒,喝完酒要上岗,店小二问,客官你到哪去,我要过岗,暂时不能走,发现了老虎大虫,官府贴了告示,过路行人三个时辰结队而过,武松觉得很可笑,什么老虎来骗我,你就想我住在店里头多挣钱,再说有老虎我也不怕,我是什么人,不听他的走了,走到半路有一个亭子,上面真的贴了官府的布告,下面真的写了此地发现老虎,过路人怎么样,武松一看到布告第一个念头转身要下岗,真的有老虎,走了两步觉得不妥,刚才店小二说有老虎,我跟他说根本不怕,有老虎不怕,现在转回去人家肯定要笑我,我还是往回走,何况不一定能够真的碰到老虎,武松一看到布告不是说有老虎太好了,我正好要去打老虎,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他不是,第一念头回去,这个写的好。

第二,到了岗上,刚才喝酒,酒上来困了,在青石板睡了,刚要睡着一阵狂风吹来,跳出一个吊睛白额大老虎,武松哎呀一声滚下石头,刚才喝的酒变一身冷汗出来了,不是说武松看到老虎来了,胸有成竹,微微一笑,你来得正好,我正在等你,他不是,是一身冷汗。经过一番搏斗把老虎打死了,太阳落山了,不能再在那了,下去,他想把老虎提下去,战利品,一提根本提不动,为什么?全身酥软,刚才打老虎全身酥软,只好放弃下去,没有说像现在写小说写有本事的人越打越有精神,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他全身酥软,下山下到一半的时候又钻出两个老虎,这个时候武松一看,今番罢了,力气都用完了,完了,现在有两个老虎肯定要被吃掉了,他也不是说哎呀正好,我刚才跟老虎没有打过瘾,现在写小说就是这样,都是神人。像这些地方都是极吓人的,用的是极近人之笔,描写很真实的,很加强的,很可信的,如果不可信,武松打虎就变成武松打猫,不是武松打虎了。举这个例子,像金圣叹这种评论,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比如说前面讲武松的时候,他拿了一根棍子,哨棒,他上来的时候进了酒店,不断的提到哨棒,把哨棒靠在桌子边上,金圣叹在旁边有批了,一提哨棒,二提哨棒,三提哨棒,作者不断提哨棒,提了十几次哨棒,读者不注意,提醒,作者不断提哨棒,为什么?在读者心里上这个哨棒是武松最重要的武器,一回打老虎就靠这个,在心里加强感应,等到老虎一出来,武松拿哨棒第一下子哨棒就断了,最主要的依靠就完了,这是小说最好的地方,有的时候读者不注意就忽略了。我举例说,艺术评论、艺术鉴赏这些文章,评点好对读者有好处,对作者也有好处。用逻辑判断和推理来解释作品,还是有用的。但是这样做的时候记得两点,第一,用逻辑判断命题形式说出来的东西,说的再好也是对作品逸韵的近似的概括和描述,这种概括和描述和作品的逸韵并不是一个东西,就是说的再好也是一个近似的东西,和作品逸韵本身是两回事,爱因斯坦说你闭上嘴,你去听他的音乐,因为你说没有用,你说不能代替它,你必须听他的音乐。第二个,有一些伟大的艺术作品,比如说《红楼梦》,逸韵极其丰富,横看成岭侧成峰,一种解释往往只能照亮某一个侧面,而不可能穷尽全部的逸韵,只能照亮某一个侧面,不可能穷尽全部的逸韵。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些作品,这些伟大作品,对他的解释就可以无限的继续下去,这就是所谓伟大作品的尝试解释的无限可能性,这些作品的尝试有无限可能性。所以西方人往往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国人可以说说不尽的《红楼梦》,对《红楼梦》的解释不断的继续下去,老早有人解释,因为《红楼梦》刚一出来是手抄本不是印刷的,比如你有《红楼梦》,我就把它借来抄一抄,然后我就有一本,这个《红楼梦》叫做《石头记》,上面有人评点,主要是脂砚斋评点,脂砚斋可以说是第一个评论《红楼梦》的人,包括我们的蔡元培校长也写过评论《红楼梦》的文章,后来胡适之也写过,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评论,它可以不断的解释,这就是伟大作品的解释有一种无限的可能性。

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有几个字,八个字,我经常引用这八个字,在美学里面太重要,“美不自美”,美的东西不是因为自身是美的,“因人而彰”,这个彰就是照亮,美的东西并不因为它自身就是美的,它必须有人把它照亮,用人的意识发现它、照亮它,这是中国美学很重要的八个字,理解美的问题。用这八个字讲艺术作品,可以从两层意思解释,艺术作品必须有人来欣赏它,通过欣赏者的阅读、感受、领悟、体验,才能把意象世界,我们刚才说的意象世界显示出来。这种显示是一种生成,它并不是现成的东西,不断的生长、生成。再一层意思,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经过人的不断的体验和解释,它的逸韵、它的美也就不断有新的方面,或者更深的层面被揭示、被照亮。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作品的逸韵、艺术作品的美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的显现过程,西方讲一种新的理论,不是现成的东西摆在那里,100年不变,它是不断的被照亮,不断有新的层面被照亮,这是美学的一种观点,是我们老早就有这个思想。现在讲《牡丹亭》,《牡丹亭》从那个以后不断被解释,我们今天的课,后面有人不断的讲,每个人的审美趣味、美学观点不一样,如果听课听到不同的观点不奇怪。对汤显祖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有新的方面被发现,新的方面被照亮,当然《牡丹亭》比不上《红楼梦》这么丰富,但是它也是一个不断被照亮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说不完的《牡丹亭》。那么《牡丹亭》的意象世界,它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字,情。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情”字,汤显祖的书我都看过,他的全集,我统计过,不管是散文、诗歌、戏曲,“情”这个概念不断出现,人生而有情,情生下来就有,正是情生诗歌,正是情产生了艺术,而且世总为情,世上的人总是为了情,什么意思?情是人性的一种需求,人生来就有的一种人性。大家注意,我们看古书,古代书里头的一些名词、一些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家含义不同。所以我们看书注意,你看他用了这个词,他把它弄到一起,你觉得说的是一回事,这容易出错。

“情”这个概念从来就有,亘古就有,汤显祖的情跟古人的情内涵不一样,很新的东西,有超出当时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的东西,汤显祖自己讲,我的情,第一跟礼相对,这个礼就是指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第二个,跟法相对应,个法就是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社会习惯,当时的人用礼、法限制情、扼杀情,汤显祖说不对,情是生下来就有,是人性的需求,不能用礼、法限制它、扼杀它。情有新的东西,超出了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东西,什么东西呢?人性的一种需求,追求人性的需求,这是新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这就是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也是《牡丹亭》的逸韵,《牡丹亭》的戏就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我刚才讲了,它的内涵不能用一个逻辑判断来概括,现在用一个逻辑判断来概括,肯定是近似的,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汤显祖把天下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情之天下,一种是有法之天下,有情之天下就是春天,汤显祖的诗歌、散文、戏曲贯穿的主旋律就是追求春天,追求有情之天下,追求情的解放。《牡丹亭》一开始,杜丽娘一出来到院子里头说了一句话,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到院子里头怎么知道春天那么好,追求春天,春天有情之天下,但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没有春天,不是有情之天下,而是有法之天下,所以她要因情沉梦,因为有情要做梦,为什么做梦?梦里面有春天,现实里面没有春天,梦里头有法之天下变成有情之天下,进一步用艺术把梦给写出来,因情成梦,因梦成戏,这是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这八个字。

《牡丹亭》是这个样子,杜丽娘到梦里面解放了,追求很大胆,那么解放,那么自由,把所有的社会束缚解脱了,追求春天,情以后寻梦,寻找梦里的春天。现实社会没有春天,梦里头有,但是怎么知道梦里头不是真的你?这是汤显祖自己说的,你怎么知道梦里不是真的吗?这是汤显祖自己说的,你怎么就知道梦里就不是真的呢?梦也是真实的,这就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就是人性的需求。现实社会压制你,汤显祖说要突破,突破现实社会的压制,这是做梦的突破,也是一种很大的突破,追求自由解放,追求人性解放,这就是《牡丹亭》的历史意义和美学的意义。它表现一个春天的世界,一个美的世界,《牡丹亭》的美就是在这,就是人性的解放,它的逸韵就是追求人性的解放,那么人性解放出来以后,实现它的梦,这种梦就是人性的解放,给她一种自由,今天感动我们的依然是这个。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从汤显祖的《牡丹亭》到曹雪芹的《红楼梦》,我们要了解汤显祖,我认为这一点必须讲,因为汤显祖在历史上的伟大的作用是影响了曹雪芹,影响了《红楼梦》,我们都知道《红楼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我最近又看了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艺术的分析,我看了真是很感动。第一,《红楼梦》写的那么好,过去看了多少遍,今天看了以后《红楼梦》写的那么好,而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分析又是分析的这么好,太了不起了,我建议在座的同学,我们五四以来前辈学者的著作找来看一看,闻一多、朱自清、胡适、俞平伯,还有我们北大的冯有兰等,他们这些老前辈学者的东西写的非常好,我们要看他们的书,现在有一些东西真是不好,炒作的很厉害,自己炒作,上网怎么样,自我吹捧、自我炒作,少看,看了以后把品位降低了,吃东西一样,老吃糟糕的东西,好东西吃不到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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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一个大师,电影大师塔尔可夫斯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说他小时候他的母亲让他看《战争与和平》,而且告诉他哪个地方写的好,他从此《战争与和平》成了我艺术趣味的一个艺术标准,我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垃圾,我觉得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如果天天看垃圾,再也忍受不了经典了,这个很危险,非常危险。我现在正在做一个事,我经常感到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不会写文章,很大的问题,包括博士生不会写文章,有的时候看到好文章想介绍给同学看,慢慢积累了一本,编一本文章选读给同学们,20年前想做,时间过的快,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老先生一本书,这本书我八年以前我就想修改,八年来一直没有时间改,现在出版社催着我出,我至好把错字改一改出了,我当时看了以后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八年时间居然没有时间改,八年时间很长,我们抗战也就八年而已,八年时间没有时间改我觉得非常奇怪。我现在就是一个感受,这个东西20年前想做,现在没有做,去年下决心做,现在快做完了,所以我敢说了。我现在要编一本文学选读,现在外界的文学有两种,一种是散文学,梁实秋的,都是散文,我们平时写文章不光是散文,很多同学写学术论文,写文化评论、政治评论、历史评论等等,写各种各样的,只有散文不是实用。另外有一个大学语文,基本按照文学史,从《诗经》、《楚辞》、《国语》,这个也有问题,因为选了很多诗歌和小说,诗歌、小说,还有一些古文,这些文章对于我们增加文学修养有帮助,但是对于我们写文章直接帮助不大,这个不是我说的。朱先生在40年代就说,他说大学语文有问题,大学语文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文学史的课或者人文的课,大学语文主要是帮助同学写文章,而现在对同学写文章直接帮助不大,这是朱先生当时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我现在编的不同于这两本,有学术论文、历史评论、文化评论、散文等等,我在编的过程当中,编选文,把很多好的文章重新读,对自己是很大的提高的过程,我感觉前辈写的文章太好了,文章写得好,精神境界非常高,非常广阔,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希望同学们多找这些老前辈的书来看,对我们的熏陶极有好处。

《红楼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很多人写文章说曹雪芹受过去的思想家的影响,受庄子屈原的影响,等等,但是我认为从思想、从美学上来讲,影响曹雪芹最大的我认为是汤显祖,你看《红楼梦》,至少大部分人都看过《红楼梦》,《红楼梦》里头的汤显祖的影响,你可以感受出来,《牡丹亭》的影响在《红楼梦》里面能够看到。为什么汤显祖对它的影响最大?因为曹雪芹美学思想核心也是一个“情”字,他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也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就是追求春天。

大家知道《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但是《红楼梦》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红学家,研究《红楼梦》的人专门有一个词叫做红学家,红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红楼梦》的悲剧并不在于四大家族,贾、史、王、薛,他的衰亡的悲剧或者由胜到衰的悲剧,也不是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爱情的悲剧,当然也有爱情的悲剧,但是不单纯是两个人爱情的悲剧,是什么悲剧呢?是作家曹雪芹有一种人生理想,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人生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这么一个悲剧,简单来讲就是美的毁灭这个悲剧。要讲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就是从汤显祖继承下来的。他的人生理想也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所以《红楼梦》一开头自己说了,我这部书大致言情,我这本书总的思想是言情,寻找有情之天下,要寻找春天,要寻找美的人生,但是同样的,现实社会、现实世界没有春天,所以他就虚构了创造了一个有情之天下,就是大观园,大观园就是他的理想世界,但是《红楼梦》一开头,贾宝玉做梦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太虚幻境,那个地方很好,很美的地方,那是一个有情之天下,这是亲近女儿之境,这个里头就是女孩子没有男的,所以看到贾宝玉,大家很吃惊,哪跑来一个男的,亲近女儿之境,是一个有情之天下。那么大观园就是这个太虚幻境,这是过去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都查到了,就是有情之天下,大观园也是一个女儿国,除了贾宝玉其他都是女孩子。

大家看《红楼梦》,《红楼梦》一开始,大观园是一个春天的世界,比如说62回,写史湘云喝醉酒找一个地方睡觉,找了一块石头睡觉,把一个手绢包了一些花瓣包在里头当枕头,然后小说写她脸上、头发上都是花,落满了花,地上也是花,扇子掉到地上也陷在花里头,蜜蜂、蝴蝶在她四周飞,然后史湘云睡着了说酒话、梦话,这个梦话也是非常美的一首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春天的世界。比如说第63回写怡红院群芳开夜宴,怡红院是什么地方?贾宝玉住的地方,那天是贾宝玉的生日,大观园的女孩子集中在怡红院给贾宝玉祝寿,他们要偷偷的,等巡夜的人走完了,把大门一关她们就开始喝酒,行酒令唱小曲,最后喝醉了,横七竖八睡了一地,第二天早晨醒过来看到睡的乱七八糟的,得到觉得很不好意思,大家都红了脸,笑不住,大丫头袭人说了,大家都好上了,我记得袭人居然不害臊,她居然还唱了小曲,结果小丫头四儿就说,姐姐你也不是唱了一个吗?在座的谁没有唱过?大家听了以后很不好意思,都红了脸,捂着两个手笑着不住,那是一个春天的世界,是一个美的世界,是一个有情之天下,那处处是对青春的赞美,对情的赞美。总而言之,对少女的人身价值的肯定和赞誉,大观园的有情之天下好像是当时社会的一股清泉,一缕阳光,小说写到贾宝玉梦里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这有趣,我就是在这过一生,纵然失去了家也愿意,这个话非常重要,说明什么?说明现在这个家对贾宝玉不是一个精神家园,不是归宿,而太虚幻境说我失去了家也愿意,很能表现贾宝玉的人生观、人生追求。现在的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实现了他的愿意,小说写贾宝玉搬到大观园里面以后心满意足,再也没有别的要求了,因为这就是他的理想世界。但是这个理想世界,这个有情之天下被周围恶俗的世界包围着,被汤显祖讲的有法之天下包围着,不断受到打击和摧残。大观园春天的世界一开始笼罩着悲凉之雾,这个概念是鲁迅讲的,就像希腊的悲剧,一开始就有命运女神的不祥的预言,一开始命运女神出来了,告诉你悲剧的命运,《红楼梦》也是这样,一开始不断有命运女神不祥的声音,不祥的预告,很快出现了秋风肃杀、百卉凋零的景象,林黛玉两句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两句诗不仅是写她本人的命运,个人的遭遇和命运,而是写所有的有情人和有情之天下的遭遇。在当时的社会,情是一种罪恶,美也是一种罪恶。晴雯她有什么过错?她就是因为长得比较好看一点,王夫人就说,那个丫头讲的有点像林妹妹,我看着就讨厌,长的像林黛玉,她看着讨厌,觉得不是好人,长的美就不是好人,美是一种罪恶。终于,贾宝玉被贾政一顿毒打,差一点被打死,接下来大观园的少女一个一个的走向了毁灭,一开始金钏投井,晴雯被赶走,冤屈而死,司棋撞墙,芳官出家,鸳鸯上吊,尤二姐吞金,尤三姐自刎,一个一个的走向毁灭,最后一直到林黛玉去世,林黛玉去世,她跟别人不一样,她是泪尽而逝,眼泪哭干了,死掉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么死的,死的很奇特,眼泪哭干了,泪尽而逝,这是一个大的悲剧,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哭和悲这两个字是贾宝玉到太虚幻境,人家给他送来饮料,这是什么饮料?这是千红一哭,这是什么饮料?这是万艳同悲。千红一哭和万艳同悲的交响乐开始的声音比较轻,越来越响,越来越响,最后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震撼人心。林黛玉有一首诗叫做冷月葬花魂,这五个字可以作为悲剧的一种概括,什么意思?有情之天下被吞噬了,有情之天下被吃掉了,被压碎了,被命运的巨石压碎了。我刚才讲到脂砚斋最早评论《红楼梦》有一句话,《红楼梦》是让天下人都来哭这个“情”字,那么这句话是把《红楼梦》的悲剧性和“情”字的概念连在一起,我认为是很深刻的,有情之天下的毁灭。那么为了表现悲剧性的主题,曹雪芹写了一系列有情人的典型,《牡丹亭》里面有有情人,大家知道是杜丽娘,那么杜丽娘是有情人的典型,《红楼梦》不是一个是一个系列,有贾宝玉、林黛玉,司棋,还有很多丫鬟,但是中国小说最后有一个榜,封神榜,《西游记》虽然没有榜实际上也封神了,什么猪八戒、孙悟空都封神了,别的忘掉了,猪八戒的神还记得,非常有特色,喜欢吃封了一个神专门去吃的。脂砚斋说《红楼梦》最后有一个榜,大家知道《红楼梦》120回,前面80回是曹雪芹写的,后面40回是别人补的,脂砚斋说曹雪芹后面也写了30回还是多少回,而且看到了,问题是丢掉了,不见了,脂砚斋非常可惜,为什么丢掉弄不清楚,但是他看到了,所以脂砚斋前面的评论里面提到后面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他看到了,所以脂砚斋的评语很受重视就在这,因为他提供了很多80回以后很多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一些情节。据他说,这个书的最后有一个“情榜”,封神榜是封神,这个是情榜。《红楼梦》的每一个人都用“情”这个标准衡量一下,林黛玉的评语两个字叫做情情,贾宝玉是情不情,一个是两个字,一个是三个字,什么意思呢?红学家有争论,两个人都是有情人的典型,但是这两个人情不一样,林黛玉的情是专注的,你对我有情,我对你有情,性情相投,而贾宝玉的情是比较普泛的,是一种博爱,有人说是大爱,他对所有的女孩子都是同等的态度、同情,一腔的体贴,同情。比如说在院子里头看见一个女孩子写字,那个女孩子写自己情人的字,贾宝玉看到一幅很好的图画看的发呆了,下雨了,贾宝玉马上就喊,那个姐姐下雨了怎么不去躲躲,那个女孩子回头一看,没有看出来,以为这也是女的,姐姐你自己不是在淋雨吗?你不也没躲?贾宝玉不考虑自己,考虑别人的,看到别人淋雨,没有想到自己在淋雨,情不情。有人说贾宝玉的爱是一种圣者,达到很神圣的一种高度。《红楼梦》一系列的情节细节描写都是为了刻画这些有情人的典型,刻画他们的性格,最后就是为了表现悲剧性的主题,有情之天下的毁灭。大家知道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内很多喜欢发一些文学经典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红楼梦》改编很多次了,把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也可以看作对文学作品的一种解释、阐释。《红楼梦》当年有一个电视剧,比较有名的,现在又有一个,我看了一下,找了一些很年轻的小女孩演,对的,原来《红楼梦》里面的女孩很年轻,但是呢?我看这个电视剧的小女孩,我觉得这些小孩没有灵气,有一点发呆。过去的电视连续剧,比较喜欢那个插曲,那个插曲把《红楼梦》的诗词谱成曲,《红楼梦》诗词原来的人生感充分的表现出来了,我对作曲家表示一种敬佩。但是,刚才讲那个电视剧《红楼梦》对《红楼梦》的一些重要的逸韵层面没有很好的理解,编导没有很好的理解。比如说很多小说里面本来有丰富逸韵的东西搬到电视屏幕上逸韵被抽掉了没有意思。

《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情节,有一天贾宝玉在宁国府吃饭,房间里头有一个美人图,现在我们都在这吃饭,美人一定会感到寂寞的,需要我去看望安慰她一番,看望美人,美人是画的画,这就叫情不情,丢下了桌子跑到房间,一到门口听到里面有女孩子的声音,吓了一跳,美人真的活了不成?一推门进去是跟班小厮跟宁国府的丫鬟调情,被他碰见了,两个人吓死了,女孩子就跪在地下,这个时候小说写贾宝玉一跺脚,喊到还不快跑,女孩子赶快跑了,她一边跑贾宝玉说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人的,那个小厮说你这么一喊不就告诉人了吗?贾宝玉问这个小厮,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那个小厮不知道多大岁数,贾宝玉非常恼火,“可见她白认识你了!”,很典型的一个细节,你们两个人在这调情,贾宝玉认为可以原谅,既然这么好居然不知道她多大岁数,这个是不能原谅,属于绝代情痴的一种表现。可是到了电视剧里头这个没有了,贾宝玉一下子冲进去,两个人就跑了,描写这个干什么,不知道。最多就是贵族世家多么糜烂,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把本来有很丰富深刻逸韵的东西搞的很肤浅。《红楼梦》的悲剧,命运的巨石把这些少女压碎了,他们也抗击,但是没有用。王国维讲过,是很普遍的社会关系,命运把她们压碎。曹雪芹继承了汤显祖的美学,这是汤显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关系,讲汤显祖,讲《牡丹亭》,没有汤显祖、没有《牡丹亭》就没有《红楼梦》,从汤显祖的《牡丹亭》到曹雪芹的《红楼梦》。

第三点,从汤显祖的《牡丹亭》到白先勇的青春版的《牡丹亭》,白先勇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北大演了很多次,在座的还没有看过,以后我们可以请他们来演,前不久在国家大剧院,北大有同学看,青春版《牡丹亭》200场我去看了,大家很欢迎。我第一次看就去了,2000多人挤的慢慢的,我看了非常感动,大剧堂演出我去了很多次,像《牡丹亭》演出这样热烈的好像我还没有过,演完以后大家挤到前面去拍照,当时在网上说北大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牡丹亭》,一种是没有看过《牡丹亭》,还有学生说的,《牡丹亭》美的叫人窒息,恨不得死在戏里面不出来了,后来说一定要出来,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活。一个同学说恨不得死在里面不出来,另外一个同学说肯定要出来。我觉得白先勇先生的成功,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给了我们几个启示。第一,《牡丹亭》到北大演出,有一个启示就是昆曲找到了自己的基本观众。过去有人说昆曲艺术现在大学生不喜欢,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那么快,昆曲节奏那么慢,慢慢腾腾的,谈恋爱慢慢腾腾的,现在非常快,我们现在谈恋爱在网上谈根本不需要见面就谈恋爱。我看不是这样,事实证明北大的学生非常欢迎《牡丹亭》。我们大学生文化素质比较高,像《牡丹亭》像昆曲这样比较雅的东西,京剧当时认为是老百姓市井的东西,昆曲比较雅。大学生可以看昆曲,艺术最基本的观众或者第一观众,第一观众并不是说昆曲只限于大学生,还要争取更多的观众,甚至争取国外的观众,白先勇的昆曲200场包括到国外,很多地方都去了,比当年梅兰芳去的地方都多,当年梅兰芳去了苏联、美国、日本,这次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很多地方都去了,找到了昆曲的基本观众或者第一观众。

第二点,我觉得说明了传承文化经典和艺术经典是我们大学的使命,对于培养下一代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培养我们的学生经典很重要,我再讲两句,我们在世界上立足靠自己的经典,靠《论语》,《老子》,《红楼梦》,艺术经典追求更高更深更远的东西,我不反对流行艺术,但是我不赞成用流行艺术来替代经典艺术,不能把艺术经典挤掉。我们大学生如果经常接触艺术经典和文学经典,把品位、趣味、格调提上去,一个人老是读三四流的著作作品,把自己框住了,自己的眼光、追求的格调会降低,这个非常重要,它是一个熏陶,有的人打扮,自己不觉得难看,有一次我在香港有一个大学校长请我吃饭,同时请了国内两位很有名的学者,带了自己的夫人,其中有一位学者很有名,他的太太,手上戴着红东西,脖子上也戴了很多金的银的珠宝,当时我就发生感想,我对他的太太没有什么看法,我对这位学者,我就心想你怎么允许你的太太这么打扮,这么有名的学者,结果你的太太这么打扮,百思不得一解,趣味怎么能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提倡阅读,文化经典、艺术经典,拓宽自己的胸襟,涵养自己的气象,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我经常讲一个人站在什么地方都有一种气象,这是长期的文化熏陶而成的。我经常在北大,在座的同学可能没有听我讲过。我举例说一下,冯先生,我们北大哲学系已故的教授,他当学生的时候,当时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校长,第一次到办公室去见蔡校长,一进校长办公室,他就感到蔡元培现在有一种光风霁月的气象,而且满屋子都是这个气象,所以就说明什么呢?气象好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别人能够感觉到的,这个气象是长期涵养的、熏陶的,包括看的书、听的音乐、看的诗歌,不自觉在熏陶你,强调我们的大学,让大学生更多的接触文化经典、艺术经典,提升我们的境界,提升我们的格调和趣味。

第三,《牡丹亭》的成功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努力照亮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美的东西,《牡丹亭》后来编了《玉簪记》,同学看了以后觉得美的不得了,或者说美的叫人窒息。我看《牡丹亭》,旁边坐了高中同学,我问他好看吗?他说想不到中国古代有这么美的东西,我们过去不知道,一点不知道,我们就知道香港的几个歌星,四大天王,不知道中国古代有这么美的东西。我们要提倡美的东西,让我们的青年看美的东西,为什么?美的东西让我们感到人生是美好的,人生如此美好,会使人产生一种感恩的心里,使人感到对这个世界、对人生做一点事,要做一点贡献,要奉献,美的东西让人产生崇高的责任感,要感恩,要奉献,要追求美好的东西,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我不太赞成现在有的人投入大把的钱专门搞丑的东西,我不是说中国文化里面没有丑的东西,当然有,但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主体是美的东西,要引导青少年向上,用美的东西引导,丑的东西要暴露、批判,现在很多人对丑的东西不是暴露、批判,而是歌颂、赞美,认为越丑越好,当然也有一些人自己到网上去炒作自己的丑,我觉得很奇怪,那么丑炒干嘛。现在有一些人专门搞一些暴力、凶残的东西,拼命的宣传、渲染,有的美术作品把中国人描绘成愚蠢、发呆、没有灵魂、没有头脑,有的外国人拼命吹捧这样的作品,怎么吹捧?花大价钱到中国的拍卖市场把这些作品价钱抬上去,因为他们有钱,几百万、一千万,画中国人发呆,瞪着大眼睛,把中国人写到家了,太好了,太深刻了,这不是我的话,都是他的话。有一次有一个电影描写中国乱伦的电影在美国演出,有一个教授呆在美国,有一些美国朋友买了很多票请中国同学看,你们快去看,这个电影把中国人写的太深刻了,把中国人真实面貌写出来了,那些不是真实的这些是真实的,让我们去看。我认为白先勇先生把中国文化里头美的东西照亮、传播,我觉得非常好,我非常赞同、认同。

第四,我觉得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牡丹亭》比较成功的处理了古典和现代的关系,我们演古代的戏剧或者把古代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或者我们写一个古代的题材或者古代的人物都有一个怎么处理古代和现代的关系,处理的好很不容易。据说汤显祖演《牡丹亭》的时候,当初演出的时候非常受欢迎,很多观众如醉如痴,特别是很多少女被他吸引,而且我听说当时的少数民族的地区专门派人请剧团去演,少数民族也很喜欢看,我也感到很意外。过了这么多年到了21世纪到北大演出,给21世纪大学生看仍然这么受欢迎,不是简单的把戏搬过来就行了。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原汁原味,如果说原汁原味是保持它的经典的品位,这个我赞同,如果原汁原味是指原来的东西一点不能改,这个我不赞同,而且根本不可能,怎么一点不改?你知道当时怎么演?穿什么衣服?脸上怎么化妆你知道啊?原汁原味谁能告诉我?谁也不能告诉我,处理古典和现代的东西。引黑格尔的话,美是显现给人看的,对于它所显现给他们看的那些人对于显现的外在方面,也要感到熟悉、清晰,所以必须显现的外在方面感到很熟悉、很亲切,这才喜欢看。比如莎士比亚,历史剧里面有一些东西,当时的德国,感到生疏,所以必须要改变,连莎士比亚的戏要演出在当时也必须改变,现在人表演莎士比亚历史剧只挑那些本身优美容易了解的东西,我们老百姓不认为生疏的东西、引不起同情的东西必须搬到我们大众面前,如果把情节生疏的剧本搬上舞台,观众有权利要求他们改变,就连最优美的作品在上演的时候也要改变,黑格尔讲的,改变是必要的。艺术作品都有它的带有时间性的腐朽的,因为要改变的正是这个画面。为什么?因为美是显现给人看的,这是很好的概念。比如说我们演古代的题材,古代的人,黑格尔讲这些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它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就是这个概念,它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它可能比较熟悉,但是我们对过去的东西发生兴趣,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一度存在,过去存在过我们对他有兴趣,历史上有这个人我们知道,虽然历史上存在这个人,发生这件事情,不见得我们对它有兴趣。仅仅在历史上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实,并不能说它们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民族过去的事物必须和现在的情况、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它提出一个“属于我们的”这么一个概念,我觉得非常好。不能说过去发生过这个事,北京过去有这个事就属于我们,必须要跟我们有关联,必须跟我们思想、情感相通。那么你看白先勇的《牡丹亭》,它是改编的,原来剧本很长,通过改编把它压缩了,而且主要是融入了现代的趣味,灯光是现代的灯光,服装很好,手工绣的非常漂亮,把中国的书法融入进去,书法是传统的,古琴也融入进去,把现代的趣味融入进去,我们看了能够接受,我们看了感到很美,不是简单的原汁原味,原汁原味这个词要分析,不是原汁原味就能够成功。如果只保证经典的品位我同意,如果一点不能动,其实这个不可能。我刚才念黑格尔的话,理论上讲是不对的,必须改编,因为过去了,要融入现在的趣味。融入现在的趣味保证经典的品位,不能乱改,尤其不能糟蹋它。为什么要这么说?现在有一些改编有一点糟蹋,把经典糟蹋了,融入现在的趣味,现在的趣味也有不同,各种不同的趣味,有健康的、有纯正的、有病态的、有畸形的,17、18世纪法国宫廷有一种畸形的趣味,男的戴假发,假发上配上面粉,为此消耗了大量的面粉,这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我看了材料,连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大革命家雷波斯维尔也未能免俗,他出门的时候也要在头发上弄大量的面粉。皮靴上要绣金线,长筒靴,演古希腊的戏剧都是这样,戴上假发,穿上长筒靴,绣上金线,连语言都改变了,用宫廷的语言,比如说汤勺不叫汤勺,叫做把液体的饮料送入口中的工具,叉子不叫叉子,叫做把固体的东西送入口中的工具。黑格尔批评这个东西,他们用一切离奇特的方式把古人的作品丑化到令人作呕的地步,黑格尔认为这个是不可取的,现在有的也是乱改。

我举一个比较早一点的例子,《水浒传》的改编,80年代第一个改编《水浒传》的电视剧,当时有一些改编的不错,他把语言改成现在的语言,《水浒传》的语言非常好,刚才提到金圣叹,《水浒传》的语言非常好,人物的语言个性化,现在的话叫做性格化,金圣叹有这么一个批语,鲁达的话“他人说不出”,现在写小说,如果你的人物语言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了不起了,他人说不出,把每一个人的语言做到他人说不出,你的小说就非常成功了。鲁迅讲的,隔壁一说话我一听就知道是谁说的,因为他人说不出。还有一句话,“非鲁达定说不出此语”,不是鲁达一定说不出这个话,“非此语定显不出鲁达”,如果不是这个话就不能把鲁达写出来,把人物的性格化语言和个性化性格辩证关系写的非常好,当时的电视剧把它改了,就改的乱七八糟了。我举一个小例子,武松打虎,成了英雄,他的哥哥武大郎很高兴接到自己家里,他的弟弟成为了英雄,但是等到他家里以后,他的嫂子潘金莲看到武松仪表堂堂,就喜欢上武松了,她不喜欢武大郎,潘金莲骚扰武松,武松觉得不能在这住下去了,要搬走,小说就写武松收拾行李,这个时候潘金莲非常恼火,又恼又恨,但是又无可奈何,所以他嫂子在里屋嘟嘟囔囔说一句,“却也好”,武松要搬走,她说“却也好”,这三个字写的气色具有,你就看到潘金莲的气色,又恼又恨,又无可奈何,真不知道施耐庵当时怎么想出来的,怎么算出来的,怎么知道潘金莲这个时候正好这样,非常气恼,等到电视剧里面写武松出差了,回来以后发现哥哥死了,被人毒死了,经过调查以后知道潘金莲害死的,他就要报仇,小说写把门一关,一把抓住潘金莲的胸说了几个字,“你死有余辜”,我一听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文化大革命经常用个词,死有余辜,大字报,死有余辜就知道这个人可能自杀了,说他死有余辜,潘金莲回了一句,“我罪有应得”,潘金莲很冷静的回顾自己一生给自己做了一个自我界定,潘金莲哪有时间做自我界定,魂都吓坏了,乱改,经典的著作乱改,很好笑。

古典的作品要让现代人接受,要融入现代的趣味,要有现代的逸韵,要跟现代有关系,这个作品才是属于我们的,当然在改编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要把持它的经典的品位。刚才讲的,因为我们的艺术经典、文化经典不是属于哪个个人,是属于民族的,跟我们民族的气脉是相连的,跟民族生成的气脉相连,所以我们不能允许哪个个人任意糟蹋它、损害它,把它荒谬化,这个我们不能允许,我并不是说你不能解读它,每个人解读它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你不能糟蹋它,不能损害它的经典的品位,我认为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牡丹亭》在这一点上是做的很成功的,很了不起,因为他把《牡丹亭》移到现在,居然到21世纪的北京大学来演出,能受到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如此欢迎,我在场非常感动。一个是说明白先勇的《牡丹亭》确实改编的好,是一个成功的创造。同时由此看到现在北京大学的大学生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血脉相连的。用白先勇先生的话讲,现在大学生的血脉里头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感到非常感动,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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